前言：
最近，一篇《90后，你的中年危机已经杀到》令人唏嘘。“34岁老来得子”、“88年的中年女子”、“25岁步入中年”…广大还在读书或已经工作的90后，带着戏谑和自嘲的心态谈起这些，内心却充满焦虑：难道我们真的已经快要步入中年了吗？！
在微博搜索框输入“90后”，蹦出来关联的搜索结果是这样的：
这简直赤裸裸地暴露了年轻人的焦虑感和危机感。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别人少年得志、暴得大名的神奇故事。然而努力了一年又一年，这些奇迹却迟迟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连一点点即将要发生的迹象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加不完的班，买不起的房，等不来的“另一半”。于是，很多人都焦虑了，抑郁了，中年危机了....
大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无一不是顶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加倍努力地工作，不顾疲惫地加班，似乎并没有带来让生活绰绰有余的薪水，反而被房子、车子、票子这类“俗气”又避不开的难题围追堵截。
最后，父母催婚、催生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你的肩膀。你成了那头外表安然无事，内心的支点却早已轰然倒塌的瘦小骆驼。
那些煞有介事地喊着“90后步入中年危机”的人，既虚伪又让人心疼。虚伪在于他们明明知道中年危机不该属于这个年纪；心疼则是因为，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无法改变焦虑不安、孤独难耐的空虚生活状态。
他们为什么如此执念于“中年危机”？这份危机从何而来？
这要从“神经症”说起…
竞争、潜在的敌意
脆弱的自尊导致了孤独感
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的。独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
这一情境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一切人类关系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渗透到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
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
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父亲与儿子的竞争、母亲与女儿的竞争、子女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而是人对受文化制约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
人与人之间这种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其结果乃是导致不断产生的恐惧——对他人潜在敌意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因为害怕自己的敌意遭到他人的报复而加强。
正常人身上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害怕遭到失败。
对失败的恐惧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因为一般说来，失败的可能性总是比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而且，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失败即意味着各种需要都遭到实际的挫折。失败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安全，而且意味着丧失名声地位，意味着各种各样情绪上的挫折打击。
成功何以如此令人神往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对于我们自尊心的影响。不仅他人要根据我们取得的成功程度来评价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不管愿意与否，也要根据同一种模式来评价我们自己。
按照现存的意识形态，成功取决于我们自身内在的素质，或者，用宗教的话来说，它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见证；实际上，成功要取决于许多不受我们控制支配的因素，例如幸运的环境、厚颜无耻的冒险举动等诸如此类的因素。
尽管如此，在现存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即使最正常的人也不能不感觉到：如果他成功，他就有一定价值；如果他失败，他就一钱不值。不用说，这反映了我们的自尊心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的。
竞争、同胞之间潜在的敌意、恐惧、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人的孤独感。
即使他与他人有很多往来和接触，即使他的婚姻美满幸福，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独的；如果这种孤独感与他缺乏自信心的彷徨忧虑、恐惧担心相吻合，就会成为一场灾难。
需要爱却难得到爱
陷入两难之中
正是这种情形在我们时代的正常人身上，产生了用爱来作为一种补偿的强烈需要。
爱的获得使他感到不那么孤独，不那么缺乏自信和较少受到敌意的威胁。由于爱符合一种生命需要，它在我们的文化中遂受到过高的评价和强调。象成功一样，它也成为一种幻相并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仿佛它是一切问题的最后解答。
爱本身并不是一种幻相，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往往被用来满足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但是爱却被搞成了一种幻相，因为我们对它的期望总是比它可能满足和实现的要高得多。
我们的意识形态对爱所作的过分强调，掩盖了产生过分夸张的爱的需要的种种因素。因此，个人(包括正常的个人)总是处在需要大量的爱，但又发现难以得到爱这样一种两难之境中。
到此为止，这种情形为神经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经了温床和沃壤。影响正常人的文化因素同样也在较高的程度上对神经症患者发生影响；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同样的后果不过是更加严重而已。
难以调和的三个矛盾
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
每一种神经症中都包含着神经症患者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我们的文化中存在这样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典型的神经症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
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矛盾，是以竞争和成功为一方，以友爱和谦卑为另一方。
一方面，一切事物都被用来鞭策我们走向成功，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信心十足，而且还必须异常凶狠，能够把他人推到一边，自己大踏步地一往无前。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浸透了基督教理想，认为我们不应该自私，不应该凡事只为自己打算，而应该谦卑、忍让、屈服。
对于这一矛盾，在正常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只认真对待其中一种追求和努力，而不考虑另一种；二是同时认真地接受这两种信念，并同时在两个方向都产生严重的抑制倾向。
第二个矛盾是我们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与我们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实际受到的挫折。
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的需要不断受到诸如“高消费”、“向他人看齐”等广告宣传的刺激。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要的实现与满足却要受到种种限制；对个人来说，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后果乃是欲望及其实现之间的差距与脱节。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所谓的个人自由和他实际所受到的一切局限之间。
社会对个人说，他是自由的、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伟大竞技”正向他敞开。如果他聪明能干，精力充沛，他将能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
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性均受到实际的限制。人们平时所谓的“我们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推广到整个生活领域，例如我们不可能选择和成就一项职业，不可能选择娱乐消遣的方式，不可能选择一个伴侣。
对个人来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乃是内心的动荡，一方面感到自己在决定自己命运方面拥有无限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到完全彻底的软弱无能。
这些深藏在我们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经症患者拼命要加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妥协倾向的冲突，他过多的要求和害怕一无所获的恐惧心理的冲突，他的自我扩张、自我吹嘘与他个人的软弱感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正常人之处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正常人能够应对这些困境而不至于损害自己的人格；而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那些很可能成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仿佛是以一种过分强调的方式体验到由文化产生的这些困境，并且往往以童年时代的经历为中介，因而要么不能解决这些困境，要么即使解决了这些困境，也要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价。
因此，我们不妨说神经症患者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物。
艾琳的小确幸
你要的小确幸都在这里
转载请注明：http://www.fwoad.com/zysx/921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