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官能型以及正常的人格在诊断系谱学上是在一个完整——客体关系的位置。所有的个体必须在自体与客体之间的分化、好与坏的统合、维持有意义之人际接触等课题中奋战。那些主要问题是精神官能型或是正常的人，会意识到自己在解决自己内心中的冲突，并且一直持续着这样的意识。
如同边缘型和自恋型障碍，官能型的问题也周旋在爱与恨的调整之间，但症状通常较少与混乱行为有关而与罪恶、忧郁以及悲伤有较多的关联。一旦了解到一个人想要去伤害、处罚、毁灭的客体是复杂所爱客体的一部分，罪恶感和悲伤便会出现。
官能型性格结构的人有时也会变得特别异常而失去动能，虽然和边缘型及自恋型的模式不同。他们不会将世界分裂成好与坏、理想与眨抑，他们反而同时体验到好与坏的情绪，但有些感觉被留在潜意识里。他们会潜抑掉那些只在梦中、说溜嘴时或在症状上显现的不想要的情感(unwantedaffects)，而不会在没有任何不想要的情感同时显现的状况下，将它们分裂开并投射出来。
J.G.是一个四十三岁的精神科社会工作员，在药物的帮助下，刚从严重的忧郁症中得到部分缓解。在心理治疗之初，他已失业了，而他的婚姻也濒临破裂边缘。他和太太计划分居几个月，希望彼此的控诉能停止一段够长的时间好让他们重新塑造一个令人满意的关系。
个案相当精通认知治疗而且也了解自己正在自我挫败。他告诉治疗师，他尽一切力量寻找所有可能的协助来揭露自己的自我贬抑与合理化。他说他是如何地躺在沙发上一整天读着讨论自我贬抑和忧郁的书。当他的太太下班回来，他会告诉她他已经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而且已经了解为什么没办法获得工作的原因了。他太太总是会变得很没耐心地提醒他说如果他去找工作，而不是读为什么不去找工作的书，他才可能真的找到工作。
整个会谈时段里都在讲类似的叙述。他把他的理解从认知的架构转成精神分析的架构。一开始，治疗师因为个案成功地洞识到自己对成功的合理化与防卫而大受鼓舞。然而几个月过去了，J.G.的洞识并没有造成他更有效地发挥功能。治疗者因而变得厌烦而气馁，最后还发现自己想要直接鼓励J.G.展开行动。治疗遇到了瓶颈。
治疗的瓶颈一直持续到治疗者说出自己的意见，治疗者认为他们走入一条死路并开始回顾这个过程。J.G.详细描述了这五年来，从三个孩子的爸爸、负责养家活口的角色变成一个家庭主夫，最后变成忧郁型的官能症。他的描述包括一段有关他如何在小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公开场合被一个同事面质羞辱的过程。借着公开讨论的名义，他的助手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他觉得被羞辱，但客气地默认了。
这个事件发生在他太太不顾他的反对而决定回去工作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操控和苛求。她威胁如果他没有体认到她需要一个不同的生活型态的话，就要离婚。他后来说他了解到自己的有欠考虑并向她道歉。他没有就一些角色上的转换提出讨论，而全然接受她的要求。他的工作表现持续下降，最后终于被辞退。此时，他经验到一次又一次的忧郁和性无能。
治疗师在个案开始无止尽地解释之前打断了他。一反他一向不面质的态度，他面无表情地问：“你为什么忍受那个同事的面质?你为什么自己将自己绑住?”
令人惊讶地，J.G.突然滔滔不绝地骂起他的同事来。他看来非常的狂怒。当不满越来越高的时候，他说出事实上他对治疗者的面质感到很不高兴。虽然这是为他好，但他觉得自己被严厉地对待并且陷在羞愧中。但后来他自己镇定了下来，这次会谈也如往常般地结束。
J.G.在下次的会谈里为他不适当的表现道歉，他担心自己让治疗者觉得不被欣赏。治疗者并没有让个案继续一连串的声明，而是去指出j.G.对治疗师提供的帮助感到生气,因为他经验到的是支配而非帮助。J.G.想要自己变成支配者，但他以虚假的顺从来掩饰自己的愿望，于是治疗又开始向前。
当J.G.体认到自己的愤怒，他过度地向太太表达自己的生气。她并没有反击，反而对他可以改变原本顺从、自责的行为并且在家里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感到宽慰。他变得比较不那么愤怒而且比较有自信。他坚持要用家里的储蓄买第二辆车好让他可以开去参加面试。医院病患找疗养院的工作，而且还雇了一个人帮忙做家事。
在此之前，J.G.的行为模式是顺从他人武断行为并对此感到憎恨，然后是感到无力感且无能去报复。这造成他更加地生气。他同时以不工作来挫折他太太，并为此而以免除自己在家中的积极角色来处罚自己。他在治疗中同样以得到洞识但不实行所学的方式来反抗治疗者所做的努力。如此，他显得对治疗有兴趣但被动地证明治疗者的技术是不管用的，他为了这个反抗而以长期忧郁、失业以及性无能来处罚自己。他看来好像是顺从且努力尝试的，直到这个模式被面质和诠释，才有所改善。
这里的冲突并没有被分裂开来。J.G.体验到愤怒与得意，但他潜抑了这些感觉。当他在潜意识里决定透过不去觉察而得以不行动的方式来寻求报复时，他在意识上便会感觉到无助和被动。边缘型个案则更有可能会对自己感到满意并且也对太太以照顾他的方式来满足他而感到满意。但一旦感到被抛弃或被拒绝，他便会感到全然的恶劣与消沉，并且可能会找寻其它能令他满足的东西，像是药物，酒精或外遇。J.G.则不同，他同时有好与坏的感觉，同时表现出具建设性和破坏性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代表他认为自己配得成功也应受惩罚。
即使J.G.的发展在程度上较高，但他的行为的无能程度和许多边缘型人格或自恋型人格个案一样。他已经是不能工作、不能有性生活以及不能从生活中得到快乐。他的症状表现得比大多数边缘型人格个案统整有较为良好的自体与客体影像。他同时寻求对太太，同事以及治疗者的报复，然后再为了这些报复处罚自己，这显示他将人看成是既有害又有用的。他也同时把自己当成是受害者和加害者。一个感觉是意识上的，而另一个则在潜意识里。当他在意识上体会到自己的愤怒，就觉得负担消散了。
这种在潜意识里对关系举棋不定的模式根源于个案早年与父母的互动。这些冲突与完整客体关系的发展同时或紧跟其后出现。婴儿期的官能型冲突已经在古典精神分析文献里得到广泛的说明，所以在此不再多说。
已发展出完整的客体关系而且问题较倾向为精神官能型者，先前未必就没有发展上的障碍。比如说，J.G.有一个潜藏的婴儿期信念认为。他不必做什么努力，而他太太、同事和治疗者应该会神奇地理解他并无所不能地满足他的要求。这种自恋的态度一直被挡着而摒除在意识范围之外。这种早期的自恋问题可能促使他日后出现官能型的冲突。
J.G.运用潜抑使负向情绪不被察觉，但有些人则会出现相反的倾向。通常因为对失落客体的负向情绪被潜抑而使得哀伤反应未获得解决，但有时在意识上无法被察觉的反而是正向的情绪。
T.F.是一个二十九岁的法律系学生。她来接受治疗,抱怨生活充满无力且缺乏乐趣。这个迷人且聪慧的女人是一个三岁男孩的母亲,在孩子快出生前离了婚。她没有要求或接受儿童补助。她有个工作，有积极的社交生活，而且自己支付法律学校的学费，她努力让孩子受到特别好的照顾，而她也用心地翻闲有关单亲抚育的书。
她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废物。她不需要丈夫。男人不会扮演好父母的角色，她自己来比较好。
在学校中，她觉得老师们逼得她长时间工作而疲惫不堪，这些老师们大多是男的。她并没有找指导教授求助,反而是长时间地和他们争辩有关法律的问题以及不公平的分级制度。她和指导者争辩的倾向使得她开始在学习能力上出现困难。她将自己在班上的地位置于险境。
在一个典型的治疗时段里，一阵抱怨之后，她转向她的男性治疗者，说:“我并不是真的想知道你会如何帮我”。然后她会驳斥他所说的任何话。即使在经济困难的状况下，她仍然每次准时出席并付费。
治疗者注意到她对治疗的矛盾，并且认为或许她并不想要得到来自他或来自任何人的帮忙，以免察觉到自己内心是如何深切地期待有人来照顾她。毕竟，她或许甚至希望自己有一个婚姻伴侣来帮助她照顾小孩和维持家计。“或许，”他说，“你甚至曾经爱过小孩的父亲并要他来照顾你和小孩。你一定曾经爱过他”
T.F.静静地坐着。她停止了焦虑的争辩。她后来说，她努力地告诉自己孩子的父亲是多么的不可靠，好让自己可以克制住对他的思念。她在怀孕前曾和他生活在一起好几年。他有无数的缺点．她没办法太依赖他，但记起自己曾经爱着他且渴望依赖他，使她松了一口气。她显然为了避开失去他的难过而潜抑了对他的正向感受。同时，她也避免去为另一个幻想的失落——希望能有一个够好的伴侣来当孩子的爸爸——而感到悲伤。这个幻想是一个一开始和她父亲有关的内在客体表象。她在意识上告诉自己不需要悲伤，因为并没有失去任何值得留念的东西。在潜意识里她继续高估她的丈夫——父亲内在客体。为了要处罚自己对理想客体的背叛，她用否定它们的可能性的方式来剥夺那些对自己有帮助且令人满足的关系。
这样的冲突也发生在那些被认为健康的人身上．
W.B.是一个五十五岁的保险经纪人，在治疗中讨论到他两年前左侧大脑中风的太太。三十年来，他和太太十分地互相支持与体谅，即使是在艰困的岁月中。他们非常地关心对方。他们有两个健康的小孩，并准备退休后到最近刚买的海边新家去住。
但太太中风后，一切都不一样了。W.B.并不介意协助她走路、穿衣、脱衣及各种复健工作．但他不喜欢增加出来的家中杂务，并且期盼着太大能赶快好起来可以再做那些工作。他过去在整个成年生活中一直受到太太的帮助，并且回想着她过去的关心和体贴以及他现在如何回报她。
时间过去了，她确实恢复了一些生理上的功能，只是说话仍不清楚。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对他吼叫。有时，她甚至丢一些家里的小东西到他身上。他说，“当我对她生气时——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但有时我会这么做——我觉得很惭愧、很沮丧。”
W.B.在意识上记得与这个痛苦处境有关的正常的混合感觉。虽然他用“沮丧”这个字来描述自己的心情，但他比较是悲伤而不是临床上所说的忧郁状态。最后他发现自己需要更多女性亲人的协助来照顾太太。他也开始较常和朋友去打高尔夫球。因为一直处在这样困难的处境里，所以他掺杂了怜悯、关心、悲伤、挫折和易怒的混乱感受从来没有消失过。
具有高功能人格的人有时会误导他们的治疗者，因为他们可能表现得比真实的状况还要不好，为了脱离罪恶感，他们会借着加重他们比较不好的特质来处罚自己，让自己看来像是自恋型、边缘型，甚至是反社会型人格。
S.G.是一个三十岁且认为自己有边缘型人格的心理师。她告诉精神科医师说，当处在工作的结构中她的确做得很好，但她一下班或周末时就“情绪不稳”。她被丈夫激怒、勾引其它男人、有时喝得烂醉，而且“什么也不在乎。”她预测自己可能无法承受挫折或孤独而一直需要别人的关心。
当她为边缘型个案做治疗的时候，她可以了解他们空虚和绝望的感觉。她有时也有这样的心情。她可以了解他们的脾气。因为她也是这样。他们对亲密的渴求像她；他们的行动化像她；她也吸大麻并试用迷幻药(LSD)。她二十多岁时，也曾经有过混乱的性行为。
虽然她其实是一个统整相当良好的女人，只是有一点歇斯底里和强迫，但S.G.还是画了一张相当失序的自画像。她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人格疾患。
这个女人在一个正常、上层的新英格兰家庭里被抚养长大。她母亲相当投入小孩的照顾和社区的活动。个案小时候是一个快乐活泼的孩子，有很多的朋友。她深爱并且崇拜她那冷静而有自信的父亲。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拥有并经营镇上最大的百货商店。七岁前，她最爱在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里和他戏水，通常这时母亲在池畔和其它家庭的朋友闲聊着。S.G.觉得自己是爸爸最宠爱的人‘
她七岁时，父亲死于心脏病发。母亲必须离家工作。过去S.G.相当为珍爱她的父亲和体贴的母亲感到自豪；现在则开始感到气馁。八到十岁之间，她开始想，她和她的家里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因为每次她从学校回家都看不到任何人。那是处于困境的低阶层家庭会遇到的情形。那不是好家庭该有的生活方式。
S.G.以表现得更好来因应这个情境。如果她因为没有了父亲而有什么不好的话，她都会想办法克服。她使自己比其它女孩更可爱伶俐、也更有礼貌。她服从母亲，清理家里，打扫厕所，整烫衣物。高中时，她是最受欢迎的女孩之一，并且和最受欢迎的男孩约会。有时会喜爱甚至亲吻约会的男孩，但她从不让事情再进一步，她一丝不苟地让自己准时回家。
大学的时候，她努力让自己在学业与社交生活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当学生们开始抗议越战，她加入了抗议活动。同时还自愿到贫民区去帮助穷人。她也开始怀疑起自己过分拘谨、有点假正经的标准是否适当。
她寻求别人的辅导，尤其是男性的辅导，而且迷恋上一个她崇拜的年轻教师。他带领她进入一种新的行为哲学中。她开始觉得，以灵魂、性和攻击去表现自己是她的责任。她认为自己的行为过度因循传统以及寻求认可，于是开始吸食毒品以及性方面的尝试。
她和老师决裂并且探索着自己新的自由，直到后来变成一种强迫的习惯。她开始奉行另一个新标准，一种强调自我表达的道德伦理。她仍然希望当一个够好的女孩以使父亲能回到她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她遇到的男人符合标准。她似乎也不认为自己符合标准。
在研究所里，她读女性主义者的作品，她学到自己可以当一些传统上阳性的角色。如此部分地认同她失落的父亲，可以使她冷静下来，更看清楚男人，最后得以结婚。有几次她因为先生和过去的父亲不同而暴怒。她很快就投向别的男人。受到这些小过错引发的罪恶感的折磨，她责怪自己，而诊断自己是边缘型人格障碍。
她的心理治疗师并没有加入这场严厉的评估当中。他协助她处理罪恶感。她藉由过度处理自己的问题来自我鞭打，而他并没有加入。他也没有宣布她正常然后赶她走。她需要有人听她说说话。
临床上，医师常将正常和官能型的问题过度诊断为边缘型或自恋型。他们常常把个案情绪的强度误以为已到了病态的程度。强烈的情绪不见得一定是病态的。正常的人也会有极端的爱。嫉妒的情绪可以导致暴力。人们在商场上互相竞逐权力和金钱，战争被发起而人们被屠杀，常都是正常人干的事，情感的强度不是发展系谱学上任一水平的指标：那些决定成熟或不成熟，健康或不健康的情感的整合程度才是我们参考的指标。
完整客体关系的人也会有心理上的困难。有些人有深层的矛盾关系并且潜抑矛盾情绪中的其中一半。潜抑和分裂不同，潜抑的人的行为、症状和梦想都显示他们同时体验到互相冲突的两种情绪，但他们却努力地要让其中一部分不被觉察。至于分裂，其中一个情绪在这个时刻被体验到，而另一个相对的情绪则在另一个时刻被经验，彼此间很少有冲突的感觉，不论是意识上或潜意识上皆是如此。有完整客体关系且能察觉自己混杂情绪的人，在面临难解的困难时在心理上也可能会相当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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