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KarenHorney，年9月16日－年12月4日，社会心理学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霍妮在代表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对正统精神分析学做出了修正，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十五章文化与神经症（节选）一种神经症赖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内心冲突，实际上却始终是同样的。从总体上讲，这些冲突乃是我们文化中健康人也同样要面临的那些冲突。
在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这也许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再重复一遍也许依然有用。
许多读者面对着自己经验中的种种冲突和态度，很可能反躬自问：我是不是神经症病人？最有效的判断标准就是：个人是否感到这些冲突已经成为他的桎梏和障碍，他是否正视这些冲突并直接地应付和解决这些冲突。
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形成。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的。独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
这一情境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一切人类关系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渗透到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
同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
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几乎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父亲与儿子的竞争，母亲与女儿的竞争，子女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而是人对受文化制约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其结果乃是导致不断产生的恐惧——对他人潜在敌意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因为害怕自己的敌意遭到他人的报复而加强。
正常人身上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害怕遭到失败。对失败的恐惧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因为一般来说，失败的可能性总是比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而且，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失败即意味着各种需要都受到实际的挫折。失败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安全，而且意味着丧失名声地位，意味着各种各样情绪上的挫折打击。
竞争、同胞之间潜在的敌意、恐惧、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人的孤独感。即使他与他人有很多往来和接触，即使他的婚姻美满幸福，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独的；如果这种孤独感与他缺乏自信心的彷徨忧虑、恐惧担心相吻合，就会成为一场灾难。
正是这种情形在我们时代的正常人身上，产生了用爱来作为一种补偿的强烈需要。
爱的获得使他感到不那么孤独，不那么缺乏自信和较少受到敌意的威胁。由于爱符合一种生命需要，它在我们的文化中遂受到过高的评价和强调。象成功一样，它也成为一种幻相并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仿佛它是一切问题的最后解答。
爱本身并不是一种幻相，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往往被用来满足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但是爱却被搞成了一种幻相，因为我们对它的期望总是比它可能满足和实现的要高得多。
我们的意识形态对爱所作的过分强调，掩盖了产生过分夸张的爱的需要的种种因素。因此，个人（包括正常的个人）总是处在需要大量的爱，但又发现难以得到爱这样一种两难之境中。
到此为止，这种情形为神经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经了温床和沃壤。影响正常人的文化因素同样也在较高的程度上对神经症患者发生影响；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同样的后果不过是更加严重而已。
每一种神经症中都包含着神经症患者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的文化中就不存在这样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典型的神经症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
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矛盾，是以竞争和成功为一方，以友爱和谦卑为另一方。
一方面，一切事物都被用来鞭策我们走向成功，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信心十足，而且还必须异常凶狠，能够把他人推到一边，自己大踏步地一往无前。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浸透了基督教理想，认为我们不应该自私，不应该凡事只为自己打算，而应该谦卑、忍让、屈服。
对于这一矛盾，在正常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只认真对待其中一种追求和努力，而不考虑另一种；二是同时认真地接受这两种信念，并同时在两个方向都产生严重的抑制倾向。
第二个矛盾是我们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与我们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实际受到的挫折。
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的需要不断受到诸如“高消费”、“向他人看齐”等广告宣传的刺激。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要的实现与满足却要受到种种限制；对个人来说，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后果乃是欲望及其实现之间的差距与脱节。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所谓的个人自由和他实际所受到的一切局限之间。
社会对个人说，他是自由的、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伟大竞技”正向他敞开。如果他聪明能干，精力充沛，他将能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
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性均受到实际的限制。人们平时所谓的“我们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推广到整个生活领域，例如我们不可能选择和成就一项职业，不可能选择娱乐消遣的方式，不可能选择一个伴侣。
对个人来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乃是内心的动荡，一方面感到自己在决定自己命运方面拥有无限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到完全彻底的软弱无能。
这些深藏在我们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经症患者拼命要加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妥协倾向的冲突，他过多的要求和害怕一无所获的恐惧心理的冲突，他的自我扩张、自我吹嘘与他个人的软弱感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正常人之处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正常人能够应对这些困境而不至于损害自己的人格；而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那些很可能成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仿佛是以一种过分强调的方式体验到由文化产生的这些困境，并且往往以童年时代的经历为中介，因而要么不能解决这些困境，要么即使解决了这些困境，也要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价。
因此，我们不妨说神经症患者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物。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fwoad.com/zlfa/953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