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社会学评论》年第2期
作者
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上，潘光旦先生的“冯小青研究”是运用西方精神分析理论来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名作。本文试图从潘先生早期思想出发，尤其是从潘先生在两个版本的“冯小青研究”之间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出发，梳理潘先生在这份连续多年的经典研究中的基本思考线索。本文认为，“冯小青研究”代表了早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思考框架及问题意识方面不同于传统中国文人思考的旨趣与思路，而以自恋为主题对于中国人及其现代性转变的思考，则开辟了一条少人问津的社会科学通路。最后，这一研究还表明了潘先生的典型研究态度，那就是以问题导向为研究旨趣，而非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学科或者是“古今中西”之分的学术视野。
关键词:冯小青;自恋;精神分析;社会学
潘光旦先生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成稿于年，发表于年，并在年扩充成书出版，年再版。众所周知，该研究在当时即已成为名作。诸如梁启超先生的评语，闻一多先生专为画作的事情，都早已成为学林美谈。在这一作品出版之后，潘先生一直都念念不忘，多次提及，可见该研究对于他本人的重要程度。不过，正如凌鹏在关于这一研究的文献综述中所发现的那样，在其发表之后，时至今日，除了潘先生本人的后续工作以外，中国社会科学界几乎没有进一步理解和分析与“冯小青”案例相关的研究，反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冯小青”这一主题及其相关作品一直都存在着明晰的兴趣(凌鹏，)。事实上，凌鹏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中国文学传统。他从其中的“香草美人”传统在明清之际的倒转这一现象出发，结合中国文学传统里的资源，对于以冯小青为代表的“佳人薄命”这一现象进行了一番颇有文学意味的探讨。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该文本的探讨则显得更为多样。例如，李澜澜的研究集中在“冯小青”所代表的中国明清之际的“至情”传统以及“性别视野”的议题(李澜澜，，);姚云帆从福柯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于潘先生这一文本以及闻一多先生的画像的分析，探讨了潘先生理论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姚云帆，);张春田同样是从福柯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梳理“冯小青”相关文本的演变历史，确定了潘先生的这一研究在其中所具有的“石破天惊”的知识生产范式转变，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生产工程(张春田，)。与这些工作相比，本文试图从潘先生本人的早期思想进展出发，从思想研究的角度来重返这一文本，以发掘这一研究对于潘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所追问的问题首先集中于:“冯小青研究”对于潘先生具有何种意义?他为何要写作冯小青这一文本，并在至年间修改、增补与再版，以及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对其念念不忘?
本文将集中于潘先生本人的作品，从梳理作者本人的思想历程和文本本身入手，以寻求相关线索。在这其中，有一部分线索与写作缘由相关，有一部分则与其成文的直接和间接背景相关。
一、潘先生思想历程中的“冯小青”
从潘先生早期发表的作品来看，“冯小青”一文堪称他在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与毕生研究的起点。从《潘光旦文集》中的收录作品可知，从年起至年，潘先生在“冯小青”一文之前所发表的学术性作品，只有年的《学术一大敌——成见》一文(潘光旦，/:11-14)。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潘先生在学术上初窥门径的体悟，也可以看作是“冯小青研究”的思想准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潘先生讨论了三种学术研究的成见，分别是来自于“习惯”“执拗”和“自足”的成见，并将“成见”视为中国学术乃至社会进步的天敌。这一立场已经表明了他在“冯小青”一文中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资源来从事学术研究的迹象。
在年完成“冯小青考”一文后，对于冯小青的继续思考可以说贯穿了潘先生的毕生。除了年和年的扩充再版以外，他在年发表了《小青考证补录》，搜集整理了年之后在阅读中所获得的冯小青案例相关线索(潘光旦，a/:-)。在这个“补录”开始，潘先生做了一番说明，称从年“冯小青”出版单行本到年之间，“迄今又忽忽七年矣。兹七年中，阅读偶有所获，辙加录存，所积亦复不少”(潘光旦，a/:)。这一段文字足以说明潘先生一直都对“冯小青”主题非常关心。这一点还可以在其他文章中找到证据。例如，从他在年的《中国家庭之问题》和在年的《恋爱纠谬》中两度引用“冯小青”研究中的大段文字可以看出，潘先生对于这一主题的思考一直都没有中断(潘光旦，/:;/:-06)。在5年，他又发表了《书“冯小青全集”后》一文，对所发现的一部手抄本《冯小青全集》做了一番考证，证实其为伪作(潘光旦，5/:62-71)。时至年，在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一书的“译者前言”和多个长篇幅译者注中，尤其是在其中“自恋”一节的译者注中，潘先生再度讨论了中国文化中的自恋现象，当然也专门提到了“冯小青研究”，并对这一案例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就“自恋”这一主题而言，冯小青这个案例“据译者读书所及，恐怕是见诸载籍的最早的一例，也无疑是最典雅的一例，其在心理学上的价值，也当在四十年来西洋所著录的许多例子之上”(潘光旦，/b:)。评价之高,以至于潘先生一直都想将其翻译为英文发表，以求与西方心理学家们切磋讨论。
综上所述，纵观潘先生毕生的学问历程，“冯小青”一文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许多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冯小青”这个主题，然而却和该主题有着明显的关系。正如姚云帆通过对“冯小青”及潘先生前期文本的细致分析所发现的那样，这一文本以及潘先生在文本中对于冯小青故事真伪考与理论形象的处理，是服从于潘先生早期对于中国社会的判断以及想要努力去建构的中国现代女性形象的优生学总体目标的(姚云帆，)。在年完成的著名研究《中国伶人之血缘之研究》中，潘先生几乎延续了同样的研究兴趣和结构。虽然“冯小青”并非“伶人”，然而在思考的主题、考证的方式和研究的思路等方面，都非常类似。而在年之后，潘先生所翻译的霭理士《性的教育》《性的道德》和《性的心理学》等几部著作，都与该作品有着密切的在个人兴趣上的关系。在《性心理学》一书的《译者序》中，潘先生专门提到“冯小青”一文，言明在接触精神分析理论之前，他首先在清华读到的是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只不过在这一霭理士的著作中，他并未见到与“影恋”相关的主题。所以，在“冯小青”一文中所借用的理论，实际上“和霭理士没有关系”(潘光旦，a/:)。当然，在霭理士关于自恋的研究发表以后，“译者也曾把霭氏的理论和小青的实例彼此参证，倒也没有发见什么抵触就是了”(潘光旦，a/:)。在这篇序言中，潘先生也明确说，他在“冯小青”一文中所使用的弗洛伊德理论，来自《精神分析导论》一书。在总体上，他对于冯小青的研究兴趣，来自他对于“性”这个议题的兴趣，而在思路上，则并无太多“古今中西”之分，只是觉得理论与案例相吻合，仅此而已:在阅读弗洛伊德作品的同时，“因为译者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于是又发现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做冯小青，经与弗氏的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察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责缴报告的机会，写了一篇《冯小青考》”(潘光旦，a/:)。
而到了潘先生思考与写作的晚期，冯小青依然是他念念不忘的一个主题。在年的回忆性文章《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中，潘先生再度提及“冯小青”一文，将这篇文章的写作视为他在清华求学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也是清华在年代已经实现的“自由教育”或者说“通识教育”成功的产物(潘光旦，/:-75)。
二、两个版本的冯小青
潘先生曾发表过两个版本的冯小青研究。潘先生从未说过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区别，而只是一再强调，后者是前者的扩充版本。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判断:在第二个版本的“冯小青”研究中所补充的内容，表达了潘先生至年这七年间在研究上的推进和思想上的进一步成熟，不过两个版本在总体立场则是一致的。所以问题就在于，如果在这几年间，潘先生对于“冯小青”念念不忘，在繁多的研究写作过程里依然推进了对于冯小青的思考，并将其再度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那这一定说明，“冯小青研究”于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一方面的探讨，我们就需要从他所增补的内容以及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思想发展中去寻找发现了。
01
版本差异
在年版本的“叙言”中，潘先生总结了这两个版本作品的差异。其一，年的版本“仓猝成文，于小青之性心理变态，未能分析详尽”，而新作则“于其性心理变态，复作详细之探讨”(潘光旦，/:3);其二，年《妇女杂志》未能发表小青作品的附录;其三，“外此完全新补者有《精神分析派之性发育观》，余论二，附录二，附录三，及插图若干幅”(潘光旦，/:3)。
在这一基础上比较两个“冯小青研究”的版本，我们发现，与年的版本相比，年的版本，除了在语言方面的润色改动之外，在内容上还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1.考证判断方面更为精确的修订。如年版本中对于小青墓的判断是，“但小青墓之在孤山，当无疑义”(潘光旦，/:67)。而到了年的版本中，这一断语不复出现，而是改为:“小青死后，即葬孤山，其详无考”(潘光旦，/:10)。又如在“小青真伪考”一节中，年版本补充了更多的材料，尤其是关于小青家人以及杨夫人家的材料。
2.如潘先生所言，在理论分析方面大为加强。专门增加了“精神分析派之性发育观”与“自我恋”者两个小节，并将对于小青案例的分析细化为“小青之影恋”“小青之死与其自觉程度”“小青自我恋之病源论”以及“小青变态心理之余波”者四节，另外再增加了以“自我恋与婚姻选择”为主题的“余论二”。
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如上差别，需要从潘先生在这七年间的思想发展来加以解释。从年到年的七年间，也确实称得上潘先生思想的成熟期与创作的爆发期。在此期间，他留美又归国，发表了诸多重量级论文，如年的《基督教与中国》，年的《中国家谱学略史》，于年承接了《时事新报》学灯专栏(在0年集结成书《读书问题》)，发表了中西文化比较的两篇长文《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与《孔门社会哲学的又一方面》，在年出版了《中国之家庭问题》《人文生物学论丛(优生概论)》，并完成了《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0年出版)。在此之外，他还进行了诸多翻译的工作。在上述写作中，潘先生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是一个集中的思考点，而在行文中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也逐渐成熟起来。
02
研究初衷
如潘先生所说，年版本的“馀论”和年版本中的“余论一”，在内容上基本相同。这一“余论”基本上表明了潘先生“冯小青”一文的研究初衷。在这一讨论中，潘先生首先表明，对于冯小青的研究，意在讨论中国社会中的女性。他从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于女性的普遍态度或观念说起:“自来我国社会对于女子之态度......一言以蔽之曰:不谅解”(潘光旦，/:39)。在这种社会文化之中的女性，尤其是“智识阶级中之女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的种种不幸与“郁结”，“十九未能见诸载籍”，小青“不过沧海之一粟耳”(潘光旦，/:39)。女性得不到社会的谅解，“而自身又不知如何调节，如何排遣，此尤为可悲者也”(潘光旦，/:40)。中国的女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极易发生严重病态意义上的自恋。冯小青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潘先生认为，时至今日，此种情形依然存在。所以，从小青的案例可知，要“纠正此种危局”，当务之急就是“改造社会对于欲性及性发育之观念”(潘光旦，/:40)。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观念既趋正轨，然后性教育之推行得所指引，而适度之男女社交亦可实施而无危害”(潘光旦，/:40)。
潘先生从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恋的形成机制出发认为，如果能够推广性教育，同时将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推广到女性，促进社会开放，那么这一教育所带来的观念变更必然带来社会的变革以及女性的健康。而对于已患严重精神疾病者，也可以“利用各种心理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她们(潘光旦，/:78)。
值得玩味的是，在年的版本中，潘先生的这一余论推进到“是则社会之欲性观与性发育观革新后必然之效也”一句戛然而止(潘光旦，/:40),将22年版本在此句之后的“馀论”部分,包括“利用各种心理治疗”这一句全部删减殆尽。这部分删减掉的内容，是他在年的“馀论”中所清楚表明的“冯小青”一文写作的“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就是上文所梳理的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女性在此态度下的命运以及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动机。第二个动机则与学术上的探究相关: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以及中国文化与精神分析这一纯粹西方理论之间的亲和力关系。潘先生发现，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学界已经传播开来，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在中国学界虽然已经逐渐有人触及，然而对其了解者并不多。此外，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这一完全诞生于西方的理论是否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可以被应用于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分析?或者反过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中，是否存在着可以与精神分析这一完全诞生于西方传统的理论相契合的方面?或者更进一步说，中西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性?在这些方面，潘先生说:
罗素先生近于某杂志论文中，谈及中国历史中无足供精神分析之研究资料，我未及亲见此论文......但资料如冯小青，恐西方史实中亦不可多得，用亟草成此篇。此我做此文之动机二也。(潘光旦，/:79)
在年的版本“余论一”中，潘先生删掉了这两个“动机”的明确说法，而只保留陈述了第一个动机的大部分。不过，与删掉第二个动机的说法相对应，在年的版本中，在对于冯小青案例进行分析之前，潘先生已经提到了一个相应的动机。在“自我恋”这一节理论铺垫的最后，潘先生说，与精神分析理论所引用的古希腊神话相比，虽然冯小青这个案例在古今中外的维度上都相差甚远，并且也还存在着“神话与史实”之间的根本区别，然而冯小青案例与精神分析之理论的符合程度却非常高。这一案例之典型性，足可以为精神分析理论本身提供资源，也足以证明中西在学理上的共通性:
然今有自我恋之事案于此:西方仅见于神话者，而我国则见诸历史;普通仅为一人精神病之局部症候者，而此则为一人精神变态之全部:则纵不学，亦必欲明真相穷其原委而后快。此本篇之所由作也。(潘光旦，/:22)
这一丰富和扩充，显然要比年的“动机说”更为全面和深刻。此外，根据他在年为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译本所作的注解，潘先生一直到那时都认为，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冯小青”这个案例也非常适宜于理解自恋理论，以至于他一直想要将其翻译成为英文。所以，他删掉这一“第二动机”的说法，主要原因，可能是在这七年间没有发现罗素相关说法的证据。
所以，如果我们要考察潘先生研究冯小青的“初衷”，那么年和年的版本提供了几乎完全一样的解释——潘先生写作这篇文章的“源起动机”有二:一为社会关怀与改良，二为在知识上的中西交融之探索。
03
理论资源与立场视角
根据潘先生在年的回忆，他在40年前选择精神分析理论来处理冯小青这个案例，有出于对“性”的兴趣原因，也存在着一部分偶然的因素。不过，在七年之后再度增补出版，则必然有其理论方面的思考。在冯小青的研究之前与之后，潘先生对于“稗官野史”一直都非常有兴趣，从其大量诗作和其他作品来看，他对于以扬州、苏杭为代表的江南地方志以及士林相关典故、传统文化都非常热衷和熟悉，更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活字典”(费孝通，/)。所以，从上述两个版本的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潘先生有着关于这两个写作动机的清醒自觉意识:与此前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冯小青的写作旨趣完全不同的判断。从文中诸多分析与评论中可以看出，潘先生的视野与思考，已经超过了冯小青本人在诗作中所说的“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与“妾映镜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谁多”等自恋状态与感伤感叹。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也完全不认同此前中国社会里对于女子的“不谅解”态度:
教育阶级中，拘泥之道学家以女子为不详，佻??之文学家以女子为玩物;即女子自身，亦不惜以不祥之物可玩之物自贬;一般社会之视听评论更不足道矣。(潘光旦，/:39)
在“余论一”中，针对传统中对于冯小青的上述种种态度，潘先生明确表示不认同。对于在小青去世之后，其诗文事迹“传为佳话，至今孤山一抔土，过之者犹徘徊不忍去”的说法，潘先生认为，这不过是“同情”，而非“谅解”。这种做法甚至是“不谅解之尤”(潘光旦，/:39)。在此语之后，潘先生的语言甚至转而激愤，而写作立场与思考意识，已经与传统“文人”完全不同了:
以前为女子铺张扬厉者，大都有此通病。陈文述重修西湖三女士墓，一时歌咏纷纭，湖山为之生色，何尝不是盛举?然一部《兰因集》，绳以今日之眼光，并无一句中肯语;九京之下，小青有知，殆未必减其镜潮镜汐也;谅解云乎哉?陈氏《小青墓志》有曰:“三更明月，错认前身;一树琼花，自怜小影”，颇若猜出小青心病然;实则自昔文人舞墨，捉影捕风，故作虚无缥缈之语，以自诩为解人者，所在而是......至今墓亭楹联作“贞心洵若孤山静”，以贞心许小青，尤唐突不堪问矣。(潘光旦，/:40)
从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潘先生并不赞成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小青的理解，而是将冯小青的际遇及其行为视为文化与社会病征，也即作为中国传统以及当下社会之问题的表征，由此入手，来探讨社会问题的内在机制，以及对于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所以小青的个案并非仅指小青，小青乃是数千年来“更仆难数”的中国女子之代表: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社会局面，造就了冯小青的悲剧。
在潘先生之前，冯小青的案例已经被多人所讨论过。而潘文的别开生面之处，也正在于他有意识跳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冯小青的理解，选择了新立场和新视角，并且大胆使用了来自西方的理论资源。正如张春田所言，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思考范式转变(张春田，)。在潘先生此后毕生的工作中，这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理解方式。这一点，尤以他在霭理士《性心理学》译本中所添加的大量“译者注”为典型。
所以非常明显，潘先生不再使用传统的中国视角来理解冯小青，而是用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社会学视角)和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来对冯小青的资料加以解读。本文认为，这是该研究首先具有的位置和意义。张静在《燕京学派因何独特?》一文中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提出，燕京学派的独特性在于，“它显示了当时中国学者不同于以往的问学尝试:试图运用和国际学界共享的类别逻辑和分析框架来认识中国社会”(张静，:28-29)。也就是说，这样一批学者已经有了学科意义上的自觉意识，开始在知识范式的层面上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待中国问题的方式，而是作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这一种知识范式的生产不仅有别于此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较少真正触及基层社会现实”，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和研究价值方面都与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不同。虽然潘先生的“冯小青”一文并非《江村经济》那种典型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工作，然而如上分析已经表明，潘先生写作该文的两个动机，已然与他所搜集的传统资料里的写作动机完全不同了。
潘先生在该研究中所使用的理论资源来自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年曾为维也纳大学的师生们开设关于精神分析的讲座。讲稿汇编成书后，以《精神分析引论》的题目出版，并成为经典精神分析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在年被翻译为英文。年，潘先生在清华所读到的版本是年的再版。在“冯小青”年版本中所引用的部分，出自本书第页，属于第21讲“力比多的发展与性的组织”中的内容。此外，在年的版本中，潘先生还引用了美国精神分析家巴鲁(Burrow，)的工作，以结合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了一个理解冯小青的基础理论模型，即“精神分析派之性发育观”，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了名为“影恋”的自恋理论。
潘先生在写作该文时，虽然仅仅阅读了《精神分析引论》，然而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解已经非常深刻:没有将其仅视为某种治病救人的医学理论，而是将其理解为社会学的思考。这一思考的基本特征，就是将行动者置于其历史处境与家庭背景之中，将病征视为其社会性的表达。所以在这个全新的思考范式意义上，冯小青本人是否存在的真伪考，并无太大的意义。潘先生固然相信小青确有其人，不过于他来说，冯小青更像是一个“理想类型”。在年的版本中，潘先生已经明确表示，他对于小青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小青的作品之上。也就是说，冯小青在这里的分析更像是一个由作品所构建起来的“意象”。
在这一分析中，潘先生将自恋定义为“影恋”，即精神分析式的神经官能症(psychoneurosis)，将其视为一种力比多的回归/回流(regression)。由此出发，他首先对于冯小青的诗文作品进行了一番分析，证明冯小青的影恋完全符合于弗洛伊德对于“耐煞西施(Narcissis)”即自恋的理论分析，是自恋理论的典型案例。进而，他再从冯小青的家世、幼年环境、成长(绰约自好，其天性也;性发育不完全之际归冯氏)和婚姻(性生活与性心理受重大打击)等社会性要素出发来分析这一案例中的文字材料。分析路径完全遵循了弗洛伊德的思路，结论也是非常典型的弗洛伊德式神经官能症的结论。潘先生发现，在这一案例中，力比多在发育成长过程中受到挫折，主体“无以应付，欲性之流乃循发育之途径而倒退，其最大部分至自我恋之阶段而中止;嗣后环境愈劣，排遣无方，闭窒日甚，卒成影恋。”(潘光旦，/:34)最后，冯小青之死还与其“自觉程度”相关:即小青对于其“自恋”存在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然而这一自觉并不甚深，所以无法阻止她自己在影恋的方向上愈走愈远，终于超出一般水平而达致极端，成为一种典型案例。这一说法背后的理论依据是经典精神分析的治疗实践与理论，即无意识材料在意识语言中找到通路，以获得治疗的基本理论。不过，在潘先生的解读中，这一理论以“自觉”的名义出现，与精神分析的理论大有殊异，而可以看作是潘先生基于当时中国社会情境的自我理解了。
总结而言，从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冯小青的理解，到潘先生对于冯小青的理解，由于知识框架和思考立场的变化所导致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将曾经被赞赏、凭吊和玩味的文化意象冯小青这一女性，和她所代表的“影恋”，转变成了一个“尤可悲者也”的“性心理变态”文化现象，亦即有待于被疗治的中国文化性病人，并且成为对中国旧传统的典型反思之一与对于新知识的探索性起点。也就是说，从对于“性”的兴趣入手，将这一兴趣落实在某个典型的“女性”身上，并循之研究社会与文化——由此呈现出年代中国知识界在反思中国文化与传统时的典型特征。正如张春田所说，这一点与鲁迅的工作非常类似，都典型表达了“‘病之发现’的工作在现代中国的展开”(张春田，)。不过，作为社会学家的潘先生，并非仅仅通过这一“疾病的起源”来批判中国的旧传统，而是更进一步，将这一思考延伸到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变及其现代性，并且由此而体现出更为复杂的立场与态度。
三、自恋、教育与现代婚姻
在年的版本中，潘先生行文至最后，意犹未尽，补充了“余论二”，并在事后认为这是与年版本的重要区别之一。所以这个“余论二”是我们理解他为何要在七年之后重新发表关于小青之研究的重要依据。这一余论的标题即为“自我恋与婚姻选择”。这一标题表明，潘先生从小青的研究出发，要将自恋视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作为每一个人身上的普遍特征，而对其进行社会性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择取冯小青加以分析，正是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分析所关心的其实是普遍意义上的个体，只是因为在神经官能症患者那里，更容易获取相关的材料，所以才将研究集中在这一主题。而在冯小青这里，正由于自恋走向了极致，所以才比一般人身上普遍存在且并不具有典型特征的自恋，更具有理论意义。
如上文分析，在年出版的版本中，潘先生更为集中地考察了“性”这一议题，并且将该兴趣体现在了对于冯小青这一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中。在这一问题上，以往研究者们也许都并未注意到的是，冯小青作为一个“中国女性”的形象，在潘先生这里，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得到了引申:从这一“中国式病人”引申到了在当时以婚恋现象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亦即，潘先生的思路，从一种“尤可悲者也”的受压迫形象，经由其身上“闭窒日甚”的过度自恋这一特征，引申到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中的青年人的婚恋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潘先生从“冯小青研究”出发，所获得的是对于当时中国青年的理解。在“余论一”中，潘先生已经将自恋构建成为人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以及个体人格的一部分。在“余论二”中，潘先生把自恋这一理论从冯小青推到异性恋中的“性过誉(overestimation)”，并将其界定为以异性恋方式而出现的自我恋者。这种状态的“过度化”在当时的文艺、思想、社会改革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不过潘先生着重强调在当时社会中的恋爱婚姻方面。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婚姻问题部分与这一过度的自恋状态有关:
不察者以性的过誉为足征恋爱之热烈，从而揄扬之;殊不知热烈即为冷酷之先声，近代婚姻问题之日趋紊乱者，局部亦此种热烈之恋爱为之也。(潘光旦，/:43)
在这篇余论中，潘先生描述了一个个人自恋占据主导地位，亦即主体性过强而导致婚姻问题的状态:“夫异性之对象为一回事，自我之理想又为一事;如一人之心目中，始终认二事为一事，即后者始终以前者为付丽之物，则婚姻生活，未尝不可维持于不败。然而未能也。”(潘光旦，/:43)
这一从冯小青案例到现代普遍现象的过渡非常重要，也是潘先生在七年后重新出版此书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在知识和理论方面的兴趣是年“冯小青考”的主要写作动机，那么在数年后“余论二”中的社会关怀，则成为主要的写作动机。在冯小青身上的受传统社会压抑而产生的自恋，在“冯小青研究”的正文中本是社会病症的表达，却已然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转变为一种新的社会病征:个人主义。这一新病征有着与冯小青案例同样的“欲力回流”这一自恋机制，只不过其结构则是以他人为“自我理想”，其表达则是当时被视为社会新潮流的、“过于浪漫”的婚恋现象。在潘先生看来，在这一现象中所表达出来的是，青年男女与其说是追求“恋爱自由”，不如说是在“爱自己”而已。
如前所述，这几年也是潘先生思想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他对于中国婚姻家庭问题非常重视。在出版于年的著名作品《中国之家庭问题》一书中，潘先生很明确地说，他在这几年里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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