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本文图片来源：《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网络这个超级大团体，提供了人们投射自我幻想和症状的空间。
互联网消解了时间和空间的结构，创造出了一个超级大的团体。原有社会结构在互联网这个空间消解了。
原有结构的失序带来个体与其他层面之间更大的张力。个体似乎比以前面对着更多的“肉搏战”。在某些部分这种结构的失序，促进了团体以及个体的退行。
参考文献：
团体中的退行（下）
文献
这个过程就像是每个人重新回到了“黑暗森林”的状态。每个人都是在想象中建构对方的样子。这个想象的基础就是我们过往生活的经验和经历。
这时候非常考验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的稳定性。一个人心理结构不稳定，内在的创伤被激发，很容易对于外界产生过激反应。人们原本通过文化结构压抑的关于原始的性的欲望，攻击性没有界限地爆发出来。
你内心里最深处的想法被释放，
就会带着对应的有色眼镜去看待
这个其实并不完全真实的外部世界。
你在潜意识里如何看待男性和女性的位置关系？
你是否过度贬低，物化女性？
你内在对于正常的两性关系存在着怎样的扭曲？
你如何看待权威，政策的执行者？
这些背后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的创伤：
被贬低、忽略，被虐待和压抑，对于性的羞耻和压抑，或者在我们成长或过程中内化了某些扭曲的社会规则。
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认为这些创伤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它和我们的文化紧密相连。
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自发建构的文化系统之下。文化系统这一人类社会创建的结构帮助人类作为整体活下来。人类需要保证适应不同的外界环境，在内保证某种长期持续的竞争机制，以保证种群的生命力。这就意味着某一部分个体是要经历被淘汰的命运的。
农耕社会因为男性为主要劳动力，重男轻女帮助族群发展的生存策略。女性的生命不被重视。大量的女婴失去生命。随着社会的发展，脑力劳动的重要性凸显，女性地位和男性地位日趋平等。男性也不得不面临自己“男性权利的衰落与死亡”。原本作为权威与支柱的“父性”的离场，也带来短期内的竞争加剧。这一转换过程，也不乏阵痛。
这种种创伤不仅是个体生命的，也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抛开男性来讨论女性，也无法单独地把某个个体单独拎出来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于个人。
当个体自身的创伤未必理解，我们容易把自己无法承受的罪，投掷向其他对象——特别是权威或者弱者。这种投掷会以不同种的方式呈现。它是我们试图回避自己无法面对的创伤的尝试。
真相却是当我们的创伤应激反应被激发时，其实我们就在重复那个创伤的经验，甚至成为那个施暴者。当男性在诋毁别的女性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就变成那个曾经同样诋毁母亲的父亲。而男性需要真正成长为有守护力量的男人，而非只会模仿道德的假大人。
互联网提供的大团体，提供了个体创伤引发群体创伤激发反应的空间。山大学伴事件从一个政策的“错误”，扩展成社会性的议题，不乏每个个体投射创伤的填砖加瓦。一个个体的神经症性问题的呈现，成功地引发了整个大团体的神经症性的反应。
这一过程在我理解指向了更大的世界系统的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试图呈现和消化内在创伤的阶段。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可能难免有替罪羊。实际上替罪羊本身却承载了整个系统最薄弱，最大压力的地方。本次事件的中心是母校山大，也正因为山大背后承载了诸多文化的压力。而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替罪羊，承担了各自文化中对应创伤。
只有每个人把各自的部分拿回来，重新理解，才有可能真正促进个人与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罗彬彬（）团体咨询师看互联网式焦虑团体心理咨询师俱乐部
Weinberg,H.().Regressioninthegrouprevisited.Group,37-53
咨询师RobinIttakesonetoknow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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