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我们的不安来自于所谓的科学进步，科学不知道在哪里停下，也不允许我们停下。从走路到人力车，从人力车到马车，从马车到火车，从火车到汽车，从汽车到飞艇，从飞艇到飞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休息？它最终要把我们带向哪里？”（《路过的人》）
今天离夏目漱石发表《现代日本的开化》已经过去年了。科学理性正“方便”地横行在地球上建有卫星信号中心的任何一个角落，宇宙空间站使太空已不是极限。尽管我们已深入空间无限收缩，时间无限加速的信息时代。然而，除非人的感觉趋于麻木，否则没有人还会像过去那样在对现代文明淳朴的信念中安之若素。如今，文明的各个领域都如电子加速器那般的疯狂转动。当我敲下此文的第一个字时，即是加入到当今出版业知识爆炸式增长的竞争之始。漱石讲得好：“当我们开始行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必须跑，而一旦开始跑，就停不下来。更糟糕的是，他感到每一步都被迫加速。”《路过的人》）若不是这样，就要被当做过时而被远远地甩在地球的某个看不见的角落。近代文明的时代是全方位追求加速度的时代。当十九世纪的日本人第一次看到蒸汽机时，会把它说成是仿照地狱的火焰战车制造出来的。可见以蒸汽机作为近代社会新式动力的标志，犹如近代人经验中难以想象的地狱般的火焰，把现代文明推动至一切事物的加速度之上。进而它带来的绝不止于地球环境中量的形态的改变，更是人心内在的质的飞跃。这种离奇的飞跃，在漱石看来，是不断拉大了近代人的“生活”和“生命”二者间的裂隙。对人类来说，生命的形态在不同的时代中是恒常不变的，生活的形态却是随科学的发展不断改变。既然现代文明即不断加速度的进程，那么当加速度的生活全面超越于生命的负荷时，我们会不会心脏爆裂而死？
每当我在黑暗中面对眼前汹涌而来，两眼放光的铁皮做的犀牛时，仿佛电子的脉冲穿过脑际，悸动起百年前漱石心里“活生生”的害怕。如果我们白天都像放射出去的箭那样醉心于力量的训练，那么到了晚上又有谁能够使我们能够精神萎靡，头昏目眩的幽灵般的虚脱状态中解救出来呢？抑或是如何调节现代人生活和生命、肉体和精神、思维和行动并重的能量呢？当我们重新回顾《现代日本之开化》时，比起开化的形成，外发或是内发而言，现代、日本与开化三者整体性的联系似乎才是漱石命题的核心。文明加速一方面通过新的时空观念支配着人类的生活，另一方面从根源上打破了人与地球原本的平衡。当人的生命在文明的速度面前颤抖，当生活的世界在文明的速度面前塌陷时，“我们将遭受难以复原的精神虚脱，为了喘息，我们将倒在路边。（《现代日本的开化》）萦绕漱石的神经衰弱不仅是迫于加速而催生的生理性紊乱，更是一代人在遭遇近代文明来袭时心力交瘁的表征。
漱石的神经衰弱并非找不到社会上的病因。简单来说，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以福泽渝吉为代表领军思想家在《文明论概论》中提倡以建设西洋文明为目标，以“尊重实学”的口号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制度之优越性。他同时也针对“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的特点，为后发型的日本文明开出先攻其难后取其易的药方。从人和人的关系看，文明是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升华的过程。从国与国的关系看，文明是自由平等价值观由外向内渐变、吸收、内化的过程。
“人的才能是无限的。既有身体的才能，也有精神的才能，因为人的天性是趋向文明的，所以只要不伤害天性就可以了，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淋漓尽致。”（《文明论概略》））
首先顺应老百姓自然的心思，而后用西方自由平等的精神去重塑近代日本文化，究竟不能不靠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只是萨摩长州藩镇割据的体制照旧，议会制政体的不完整使得福泽梦想的“中产阶级”无法扛起自由民权的重任。
“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他们的意志薄弱，缺少魄力的重大病根，也就在这里。他们是常识极其丰富的人民，但终究不能指望他们超出常识之上。”（《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看到官宪制政府上下无所作为，不能使中下层阶级参与到这场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运动中来。因此福泽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也会从自由平等的文明进路堕落成对权力财富的傀儡。与之相应，从权力边旁落的文人有气无力的呻吟，成为近代文学的命运象征，仿佛文明的病态一样身心失调，意志薄弱。从《浮云》开始，近代文学的初恋，和内海文三在官僚机构的地位失坠一道破灭，近代文学的热恋，国木田独步的青春与佐佐城信子的缘分擦肩而过。只有当深谙官僚系统权术的森鸥外在爱丽丝的纠缠下全身而退，成为日本军医部长才收获自己迟到的“爱情”。到了明治30年代以后，这种文明的象征——西洋式的人格平等的精神恋爱已经不能再称其为恋爱，一半成了《舞女》式的人情本才子佳人的风流账，另一半沦为私小说中纠缠了分不清是性还是爱的欲求不满的呻吟。漱石尽管可以像小说里的人物K那样在伦敦的公寓里“以书筑城并固守其中的心”（《心》），但不能掩盖内心的“余裕”其实一半是坚持一半是无奈。“你有什么权力去爱别人的妻子呢？”（《从此以后》）当平冈的猛然一喝揭破了代助“平静时回忆起来的情感”时，近代社会地表下伦理背面的虚伪亦渐渐浮出水面。漱石心里恐怕也会联系到欧洲式精神恋爱之类的幻影吧，然而这终究是幻影只能诉诸于小说的想象。总之，古与今，西洋和日本之间是如此的矛盾重重，故而他的小说一再提出近代社会新与旧的伦理问题。他的主人公一方面不顾一切地去反抗，不惜与社会表面的道德进行着角力。另一方面又有和近代文学一样陷入命运的捉弄而弄得神经颓丧。因为明治文学形成的社会土壤存在着先天条件不足，无论是福泽认为的身体的才能，精神的才能，还是漱石指出的生命的活动和生活的活动都不能同时施展，难以权衡。这些都预示了现代文学将成为文明危机中的文学。
漱石有句名言，“我提倡国家主义,也提倡世界主义,同时我又提倡个人主义。”
多重的提倡，着实反映了漱石精神路线的混沌，然而他思想中各部分不能统一的困惑其实并非症结所在，反而是至高的境界。问题在于我们自身。我们能否保持身心的统一，能否协调思想与行动的一致，能否在过去、现在、未来更广阔的然而现代是这一整体性思想丧失的时代，当漱石精神结构在现代被越发精细的分工所分割的同时，亦是我们遭受精神分裂的开始。
大正文学兼有明治和昭和两个时代风雅和时尚两方面的特质，芥川龙之介一身兼具这一对立的特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经济勃兴，新兴娱乐业带动了城市的文化需求。文艺杂志、综合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文艺杂志的创作栏逐渐成为纯文学创作的舞台。大正年间《新思潮》和《文艺春秋》在当时聚集了大量文学青年，即使到了漱石晚年，社会对于新生代仍然持有某种眷顾。“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不同，在社会上很有信誉。”（《心》）文学巨擘芥川龙之介从小也在漱石的遗绪中成长起来。“对于搞文学，谁都不会全然反对，因为从养父母到姨妈，都爱好文学。”（《爱好文艺的家庭》。表面上看这是文明开化以来文人能够安身立命的最佳时代，但同时这也是现代人遭受资本主义危机破产遭殃的前兆。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双城记》）在在人们的印象中，芥川的形象总显出酷似时代的不协调感。“他身体纤瘦，与脸长相比，头显得特别大，长脖子，高鼻梁，绵津海的珍珠一样的眸子里深藏着睿智”（《回忆龙之介君》）这种不协调感源自无法支撑理智的亢奋而显现的心力衰弱。芥川的短篇小说里充满了精妙绝伦、使人神经亢奋的戏谑，然而同时却缺少积聚为长篇的骨骼所需要的精神能量。也许正是由于理智过分亢奋，芥川晚年才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陷入长期的持续性的神经衰弱。也正是因为理智的过分亢奋，才会在肉体和精神的矛盾中选择自戕来了此残生，这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剧。就像他临终前的小说那样，现代社会是类似于“齿轮”那样的加速装置，在深令漱石恐惧的加速度之外，还增加了使人体进入自动化程序的冷酷无情，正是它造就了现代文明的悲剧性因素。
“人生类似由狂人举办的奥运会，我们必须在人生的抗争中学习人生。”（《侏儒的话》
）现代社会如金属般坚硬闪耀着锐利寒光切割着作家那颗深情而又敏感的内心。芥川晚年的神经衰弱何尝不是面对近代文明这一狂人的绝望呢？芥川的理智固然兼具深情的特质，一方面使用严谨的字句刻划着严谨的理性，另一方又时刻流露出理性的反讽，然而理性的反讽背后其实就是理性的无奈。正如他清楚地知道西欧的恋爱无法在日本这片贫瘠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只有老练的嫖客在艺妓的眼神寻找调情的乐趣。但同时他又忍不住不去追求这种失落已久的恋情，这真是对芥川本人的反讽。
“我们的自我欺骗一旦陷入热恋，便演绎地淋漓尽致。我们所爱的女人无不有一颗完美得无以复加的心。”（《侏儒的话》）
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像包法利那样在这种头脑中描绘出传奇恋人的初恋光景，然而他却不解风情地将其命名为蠢猪式的恋爱。反过来说，这也是对他的前辈能够体会失恋的感伤而抱有的某种悲愤心理。正是在这点上他的理智告诉他一定要拒绝这一“夏炉冬扇的幸福”。在芥川的身上，近代和现代是如此互不相容，以至于促成了人格的分裂，当这一分裂投影到自我意识之中，就超出了理性，深入了无意识的黑洞，使芥川殒命的正是这一自我意识的分裂。横光的《上海》、《寝园》、《家徽》中对于自我意识的扩张，都可以看成是芥川之死这一无言的黑洞深处的延伸。唯一的区别在于，后期的横光已不像芥川那样维持着大正时期文学青年生而有之的骄傲感。这预示着纯文学即将消亡前最后的悲鸣。
当芥川早已在文坛名声遐迩时，利一还在乡村学校默默无闻地打拼他文字技巧。“中夜深沉，一通苦吟，一个月不过写满三四页，这样的事屡有发生。”最初他就是在三重县立高中的校刊发表诗篇崭露头角的，随后24岁的他凭借《文艺时代》同人杂志为阵地，方才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说家。尽管当时他因为严重缺课刚刚从早稻田大学政经系读了一年就被开除出校，貌似更具不良青年的潜质，但是仍然有无数个像他那样的文学青年时刻准备着在成长之涂中为文学抛弃过往一切。稍早于此的大正10年，据曾在东京的宫泽贤治称，“去图书馆一看，每天有一百多人读者，争相借阅《小说的作法》，《迈向创作之路》这类书名的书籍。”2年以后，关东大地震撼动了整个东京，现代文明的产物——电车，火车、汽车、飞机，仿佛是印证人们对进步所抱有的贪婪信念。一下子就把数不清的新鲜未知投射到人的眼前。以上种种，人们从直觉上感到新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而利一走在了他们的最前面。如果说文明正像漱石说的那样不断加速，那么对利一来说，现代文明需要全新的语言来加以表现。
“新感觉派感觉的表征，一言而蔽之剥夺自然地外相，跃入物自体的主观的直感的触发物。”（《新感觉论》）
虽然使用了晦涩的语言，但无非是说要学会在心中捕捉直觉到的印象。诸如“纯粹的心的表象断续地投掷”，“表现官能的愉悦音乐的节奏的立体性”之类的是指运用诗的节奏，加上速度感、跳跃感、富有力度的词汇彰显这一触电般的印象，以达到一种感觉上的兴奋，好像一种“纤细的神经作用般的战栗情绪在发酵。”《日轮》采取了这样一种发酵式的策略，“最初的五页是最神经质的，占去了全作的大部分时间，因为这五页将决定全体的成败与否。”仿佛一上来就开足马力，浓缩%的意志，因而新感觉时代也便成就了火山爆发式的成功。只是这有如神经紧张过分透支了肾上腺素刺激过度使精神很快就耗尽了能量，然而利一是一再地撩拨这种情绪，只会使神经末梢陷入麻痹的状态。《上海》充满了这种奇异的感觉上的蛊惑，但不能掩盖小说整体上支离破碎。利一的新感觉时代由此显露出现代文明的本质，这里只有语言的闪烁而没有精神的光彩。只有靠“用剃刀裁成的花朵”这样锐利的美来满足精神上的冲动。依靠罗列心理世界中互不相连的瞬间印象来满足生命刹那之间的感动，这里没有提供对生活给予原生性思考的空间，很快读者会意识到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那是等到他们因过量服用精神幻药而瘫倒在地的时候——“再没有比死前的快乐让人感到既眷恋又奢华又玲珑的东西了。心就像舔到了新鲜的果汁那样品尝着极乐的滋味激动不已。再没有比忘记自己更让人舒服的事了。”（《时间》）这是因为，当利一背离日常并对其展开自我否定，自我逆反的逻辑时，终究会演变成苦痛的逻辑，它注定了作者在情感上的受虐。
“他总觉得自己的感觉是错觉，一切的现象是假象。
为什么我们只能把不幸当做不幸。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葬礼当做婚礼。”（《花园的思想》）
这时候爱承担的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爱承担的是等待付出生命的苦痛。“新感觉”本身即尽可能包含了感觉上的自虐，它包含了尽可能寻求使自己的神经变得有“感觉”的努力，这是新感觉派强加给自己的苦衷。它使语言在普遍使用的法则上，从秩序中逃逸出去，由此形成了感觉的倒错，在获得致幻效果的同时遭遇着现实感的丧失的境地。
所以年代东京的文学热成为一道风景线实属昙花一现。随着新感觉派同仁的社会主义转向和小说业日趋商业化，文学青年迅速地从他们占有的领地上被驱逐出去。因而这终究不是文学青年的幸事而是通俗文学的春天。纯文学经过短暂的爆发后陷入了持续性的神经衰弱，犹如宣泄过后的死寂。要说漱石在报纸上连载杂文和新兴艺术派在杂志上刊登小说之间有什么共性。唯一的共性就在于对经济上的依附，只是这种因素在年以后变得极为明显。30年代横光在报纸上连载《家族会议》时直白地说:
“漱石为了赚钱而写作，现在想来说的不错。尽管这样大放厥词难免显出卑贱。但日本文学不写金钱就难以称作是近代文学。”
他承认文学的世界未必不能描写商人做买卖口袋里钞票进出的现实，但是利一与漱石文学的差别在于他看到的不是金钱的内质，例如现代社会金钱和人性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而是执着于商业投机的游戏性，人在股市的买进抛出中化作金钱的恶鬼与傀儡。尽管商业不存在物质和精神的比重，只测量物质与物质的比重。但是他却如此倾心于感觉的蛊惑，以至于不把这一物质的猖獗，精神的颓废倾倒出来就誓不罢休。按利一的话说，这纯属物理学现象。日本作家里大概找不出一个像他这样膜拜精神虚无的类型，一股被文学破产击垮后“没法子”的精神。很快，正如他从这种精神麻痹中清醒过来时，就立即陷入了神经衰弱的本来面目。
“昭和五六年间度过青年期的人物中，汇集着明治以来绝无仅有的怪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的行动和意志渐渐分离开来，不了解属于自己的真实究竟是什么？知识积累地越丰富，越迷惑于自己的行为的处置。决定某个人生目的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过去把这种人称之为性格破产者。
他隶属的精神虚无，是类似某种神经中枢中断。这种思想和行为的分离，要么行动大于思想，要么思想大于行动，二者绝不可能取得平衡。这不是像芥川那样在古今之间流连于过往风雅而依依不舍恋旧的不协调，而是自己与自己，自己与围绕自己的环境之间本质的不协调。
“这类人的思考方法总是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地按理论行事，而一旦自己所遵循的理论在其解释世界万象的语言基础——基本概念方面走到尽头，进而产生疑问时，其活动的能力就几乎完全丧失了，从而迟疑不决，不知所措。”（《家徽》）
在高等教育平民化的今天，对思想单纯，唯利是图的金融投机者来说，这一典型往往构成奇妙的对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已至于无为,”（《庄子知北游》）似乎文明人之为文明人的本质的莫过于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无事可干。如果说现代文明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那么接连爆炸的与其说是充实了，莫说是震聋了意识。当意识吞噬了行为，知识吞噬了信念，无论神经质还是神经衰弱，其实都是现代人的一体两面而已。“今天我们面临的风险在于，我们的心灵已经为沉重的信息资讯所淹没；对于这些信息，我们缺乏内在活力与反思能力来为我所用。”知识创造的真义不是克隆技术，而是务实和社会担当，日本文学缺乏这一逆流而上的精神。其所看到的是知识分子人格统一性的丧失，并且使自己同样陷入到这一命运的漩涡中去。人格统一性的丧失源于行为和意识的脱节，它导致自我意识（复杂信息资讯）的过剩，进而推导出“看待自己的自己”这样的自我意识无限倒退的不安心理。这种不安不是在停留心里，像体内的寄身虫一样扭曲意志。
“像他这样平凡和天性善良的青年，一旦在自己以为自由的意识中感到了某种不自由，精神就开始崩溃，情绪一激动就做出与自己的情感相反的举动。（《家徽》）
后期的利一选择貌似突然的神经错乱作为性格的基本因素，等于在精神之网中无限张大虚无和颓废的一面，其症状表现为反理性式的弃疗。年发表的《纯粹小说论》为此做了方法论上的铺垫。表面上提出纯粹小说——“纯文学式的大众文学”试图调和明治与昭和日趋两极的文学潮流。通过由随机心理产生的“偶然性”替换私小说主观意志的必然性，并将个人、他者、社会用“看自己的自己”这一自我意识的不安——“人性的睿智中最本质的机微”加以贯穿，达到所谓的“第四人称”新境界。从而，使不可测的“偶然性”成为情节的推动力，否认了作者本人参与人物创造的主动性，看不到作者对于时代和人的基本立场，有的只有在无边黑夜中摸索的自我意识。我们说，“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论文学是人学》）利一把人放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网络中去观察去分析去归纳，这并没有问题。但是“真正的艺术家决不把他的人物当做工具，当做傀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独立的个性的人来看待的。”（《论文学是人学》）利一的小说与其说是个性的文学，不如说是彻底的消除个性的文学，在这里你绝对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的精神的跃动，看不到对人类未来美好世界的向往，只有通向无边的精神虚脱。他把芥川的人格分裂进一步向前推动，演变成自我意识的傀儡。他最擅长塑造的性格类型，从《上海》里的参木到《寝园》里的仁羽、再到《家徽》里的久内，无一不是现代文明法则所支配的“衰人”。这不能不说是利一文学最大的遗憾。“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鲁迅《摩罗诗力说》）本来痛苦中也同样包含着不是痛苦的东西。伟大的文学同样也是在生命的缺憾中洞见圆满，在饥饿的迷宫中敞开深情的存在。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尽管面对的都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但他心里向往的仍然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世界。而对利一来说，缺乏在现代文明给予我们重负的同时挣扎奋起的力量。其小说追究的心理实存越是细微，就越是感到力不堪任的神经衰弱。不，这岂止是衰弱，简直是达到虚脱的境地了。随之导向的只有一种反价值的原理，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前进。“沿着后期漱石的谱系去看，日本文学自我意识的高度发达，达到了不作为的程度，倘若离开了这点，其小说的构想便不能成立。这等于正面宣告了现代文学的解体。
在中国讨生活，记忆中每隔十年，都会生出跟不上世间人情变化的迟暮感。就是面对同一景，同一物，都会生出恍如隔世的感觉，好似山岳悬隔。迄今，在我们在这个距离无限缩短，时间无限加速的现代文明中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不幸，都莫过于在一去不回的进步状态里陷入意识和行为都无所适从的神经衰弱。我们的生活眼下只剩下一种无可替代、永不回头、直线式的力的逻辑，在星球范围内尽可能索取想要的一切，尽可能冲破一切自然的限制。仿佛我们的信念可以通向无限，我们的活动可以不受限制，自由飘荡，任意东西。如今的人似乎已不再是人，而如信息流一般自由穿梭。它仿佛挣脱了生命的枷锁，直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虚空的自由，然后在自由中烧成灰烬。这一无边的自由的虚空状态，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不幸。只有当一切的逝去都成为过去的陈迹时，现代文学才好似宿命般勾起了人们美好的回忆。然而伟大的文学，不应该只有回忆。而应该以现在为基准，让文明的过去和未来彼此连续，使回忆溶入现实，使思想符合行为，恢复人类身心不二的完整意识，从而协调自如当下的行动。现代人自以为自由精神永不朽，而缺乏仰望星空时与宇宙浑然一体的真正不朽。那样的不朽是从有限体会无限的意识，现代人从根本上缺乏这一有限的意识。今天的我们必须有一种颠倒沙漏的意识。从自由中求得不自由，从无限中回望有限。用经验中的唯一，去充实盘旋在我们脑海里的虚空，去打破这该死的神经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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