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如果生存是被包装的，那么，作为我们生存的对立面——我们的死亡，是否也在我们意识所能感触到的疆界之外，早已被作为一种规训的物体被包装了？这种死亡带上了面具，它成为了安全的死亡，让一代又一代的承受者经过反复地被毒害，才能使人们相信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安全”，那固有的死亡被剥夺了，让传奇的浪漫等价于非安全的反面神话，这巧妙的人造死亡环境，我们是否已无法意识到，我们正生存于其中？
在波德里亚看来，安全的秘诀正在于此，正如玻璃纸包好的牛排：你给自己装上石棺，以阻止你自己死去。
今天的文章选自《游戏与警察》，标题为编辑自拟，原标题为《逼真的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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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的诈死
文
让·波德里亚
译
张新木、孟婕
这篇文章散发出死亡之味，但并非任意一种死亡。对于安全的哗众取宠的颂扬（人们反对自杀式“英雄”），卑贱地站在平庸和无技能的人一边，站在中产阶级的正常人一边，这类人想要活着，整日奔波地活着——这一点甚至都不像是真的：这正是唯一真正的“神话”，它贯穿了整篇文章——保守本能（得到道德认可）的神话——这里，人们挑逗你，挠弄你的保守本能，把它当做沉默成年的生殖器，与50年代神风牛仔（cowboykamikaze）愚蠢的大男子主义相对：“真正的英雄，就是拒绝死亡的人”（参见克尔恺郭尔，他将已婚男人与浪漫英雄对立起来，已婚男人被看做当今时代的真正英雄——另参见佩吉）。对于庸人的下三滥的奉承，乏味也变得性感：“你就是小人物，默默无闻者，沉着的汉子，正是你通过拒绝死亡去拒绝生活，你生活得如此之少，倒成为生活得最多的人！”詹姆斯·迪恩不过是条蛆虫。你才是摆脱了神话的超人。
这种“沉默的成年”一旦理想化（低级治安与低级政治的首轮操作），便被人们封闭于另一种死亡中，这种死亡倒没有神话色彩：如同技术一样中立和客观，静悄悄地出自手工——是客观性道德范畴中从未停止过的那般原样的死亡：即安全。不过文章写得非常灵活，足以在其对“雄性的”和“负责的”安全的赞歌中流露出强烈死亡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又经过滤而筛选，恰似一个死亡的寒战：“这台机器几秒钟就将你铆在电椅背上”。缓缓地死去，安全感之下的小小晕眩。
事实上，保时捷车的司机在这台机器中将不再死亡，原因是他已经死亡。在护头帽、安全带及安全功能保护下的木乃伊，与安全神话紧密相串的干尸，他不过是一具精密制作的手工尸体，同时还是金属和机械的尸体（他就剩下一些“条件反射”和金属神经，他的机器只按“排量”来表述，而不再按弗朗索瓦丝·萨冈的赤脚和马力来表达）。他被铆在他的机器上，被钉在汽车上。安全的秘诀正在于此，正如玻璃纸包好的牛排：你给自己装上石棺，以阻止你死去。
因此这里关涉的便是镇压，最糟糕的镇压，它旨在剥夺你固有的死亡，是保时捷车司机所梦想的发自内心深层保守本能的死亡。安全到处都在，披上了它全部的外衣，这是社会控制的事务，“治安力量”从人寿保险和社会保障直到汽车安全带，中间还包括共和国治安部队的“系上安全带！”，一则安全带广告口号如是说。这里起作用的倒不是资本主义超级利润的死亡兑换率，而是剥夺每个人赋予自身死亡的终极可能的必要性——是制度规定的生命的最后“侥幸逃脱”。这里再次显示，即使在其非常有限的循环中，在这个象征性短路中，即对自身和自身生命的挑战中，交换/赠与被围追堵截逼上死路。这并非因为他表达了个体的非社会反抗——个体或百万个体的背叛，这丝毫不能阻止制度的法则——而是因为他自身承载着一种社会性原则，而这个原则又与我们的社会镇压原则完全对立。我们要革除的正是交换赠与，“扼杀某种对于死亡的荣耀”。而最为巧妙的方式，便是将这一死亡变做“传奇”，一种浪漫的出格，然后最终将其埋葬在安全的反面神话之下。
杀死神话？不：要利用神话来杀人，通过死亡要求来杀人。为了让人们活下去？不：为了让他们最终死于制度唯一批准的死亡：他们是与其死亡分离的活人，他们仅仅改变着存活的形式，“这正是保时捷博士想要的形式”，并且披上了能规避所有风险的保险外衣。
这则广告很好地表达了整个文明所需要的安全是什么：针对存活的恫吓。我们整个的技术文化创建了一个人造的死亡环境。不仅是各种论据处处停留在物质生产的原型上，而且我们周围的机器和微不足道的物品都筑就了一个死亡的视野，而这种死亡从今以后无法溶解，因为它已经结晶，坚不可摧：这是死亡的固定资本，其中靠死亡活着的劳动已经冻结，正如劳动力已经冻结在固定资本和死亡劳动中一样。或者说：整个物质生产不过是一副庞大的“性格装甲”，而物种则依靠这种装甲来维系体面的死亡。当然，是死亡本身压倒了物种，将其封闭于物种自以为得到保护的铁甲之中。在整个文化的维度上，我们再次看到汽车石棺的形象：安全的装甲，便是微缩的死亡，死亡成了你自己身体的技术延伸。身体的生物化与环境的技术化齐头并进，表现出同样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技术环境，便是我们对污染物、易碎品和过时货的超级生产。因为生产要活下去，整个生产逻辑与策略都结合到脆弱性与过时性上。一种具有稳定产品与优质物品的经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唯有通过散发危险、污染、磨损、失望和萦绕才能得到发展。经济只能依靠这种死亡悬念才能苟延残喘，它将死亡保持在整个物质生产过程中——经济只能依靠更新备用的死亡库存才能存活，甚至会通过对安全的竞价来清除这个库存：恫吓与镇压。死亡最终会安栖在物质生产中——正是在这里，死亡会像资本那样以扩大化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我们的身体本身，已经变成生物机器的身体，将以这个无机的“身躯”做模型，一下变成了糟糕的物品，命中注定要遭遇疾病、意外和死亡。
资本依靠死亡的生产，能够轻易地制造出安全：这是同一回事。安全是死亡的工业延伸，正如生态是污染的工业延伸一样。石棺上再系上几根带子而已。这对大型机构来说也是真实的情形，它们歌颂着我们的民主：社会保险，便是一个已消亡社会的社会假肢（“社会保险，等于死亡！”——年5月），即人们先前已经灭绝了这个社会，包括其所有象征机构，还有深层的互利和义务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安全的概念和“社会”的概念都失去了意义。“社会”是以承担死亡开始的。况且对于被毁坏的文化来说也是同一个剧情，人们复活这些文化，把它当做民间艺术进行保护（参见《亡者之美》，米歇尔·德塞托）。人寿保险也一样：这是一个制度的家庭变体，它到处将死亡假设为公理。群体死亡的社会解读——每个人都针对他人并只以社会资本的形式来物化自身，而且以自身的死亡为指数。
以连续苦修为代价的死亡威慑：这便是安全的悖论式逻辑。在基督教背景下，苦行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苦难与赎罪的积累担当着同样的“性格装甲”角色，充当着对抗地狱的保护性石棺。而我们对于安全的强制性要求，可以被读解为一种规模巨大的集体苦修，一种生活本身中的提前死亡：通过一层层保护，一道道防卫，所有的司法机关、行政机构和现代物质机制，生活不过是一堆死气沉沉的财务账目，被封闭在面临各种危险的石棺之中。这是关于存活的账目，而不是关于生命与死亡的绝对账目。
我们的制度以生产死亡而得以生存。保时捷车与炸弹一样，是这种致命循环的上佳例子。然而这个制度却声称能炮制安全。更弦易辙？压根不是：这是循环中的简单扭转，循环的两端接上头而已。安全仅仅是制度再生产的内部条件，而制度已经到达某个扩张阶段，正如反馈那样，它不过是调节各个体系的内部程序，而这些体系已经到达某种复杂的程度。
若说一家汽车公司利用安全概念进行回收利用，但并不改变产品系列、生产目标和产品（这款汽车比先前的型号跑得更快），这说明安全问题不过是一种术语的置换。死亡与安全是两个等值的术语：其证明便是广告招贴，它并不将两种价值体系彻底对立，而是满足于在男性和冒险的同一个神话中上演死亡与安全的游戏。如今选择安全，就意味着成为超人——甚至意味着超越传统的超人，因为他们选择了轻松死亡的解决方式。因此，神话旨在鼓舞人们勇敢地承担起安全，但是又不排斥另一个极：因为每个人都应在两个喂草架上无差别地消费。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人们对安全无动于衷：当福特公司和通用公司在至年向他们推荐安全时，他们并没有想要这份安全。处处都必须强加这份安全。不负责任和盲目么？不是：应该将这种抵抗归咎于传统人群的抵抗，历史上处处都有传统的人们抵制“合理”的社会进步：如疫苗、医学、劳动安全、学校教育、卫生、生育控制及其他许多事情。事情几乎总是如此，抵抗总是被制服，人们如今能够重视“自然的”、“永恒的”和“自发的”安全需求，即我们的文化所生产的所有这些美好事物。人们成功地用保存与安全的病毒毒害了大家，以至于人们争先恐后地想要得到这种病毒。事实上，情况要更为复杂：他们为此而战斗的东西，正是为了得到安全的权利，这完全是另一范畴的事情。至于安全本身，所有人都不在乎。必须进行若干代的毒害，才能最终让他们相信他们“需要”安全：这个成功是“社会”驯服和“社会”殖民的一个基本方面。即使有些团体宁可接受死亡，而不愿意被人解构，如医药、理性、科学、中央政权等恐怖式干预，不想这一点很快被人忘记，被压制在保存“本能”和安全“需要”的普遍道德法则背后，道德法则最终会强加于人——然而这种情况还是会突然出现，虽然只发生在工人身上，他们拒绝在车间里执行安全规范：这么做究竟想要什么？无非是要挽回一点对于他们自己生命的控制而已，即使自己冒一些风险，即使付出被过分剥削的代价（因为他们生产得更多更快）也在所不惜。这些人不是理性的无产者。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战斗，并且他们清楚：经济的剥削与这个“被诅咒的部分”相比要轻得多，这个被诅咒的小块，尤其不能让它出现，这个象征性挑战的部分，它同时既是对安全的否定，也是对自身生命的挑战。老板可以将工人们剥削至死，但他并不能够真正支配他们，除非他成功办到这一点，即每个人将自身认同于个体利益或阶级利益，服从于计算与保存的经济原则，充当自身生命的会计和资本家。这时，老板将成为真正的主人，而工人则沦为奴隶（从词源学上看：奴隶［servus］就是首先注定要死的人，他被“保留”下来，为的是让他致力于劳动的慢性死亡）。只要被剥削者通过唯一而又微弱的抵抗来反对安全的道德秩序，他便保留着对于生与死的选择，他就是赢家，在其自身的阵地上：象征的阵地上。
驾车人针对安全的抵抗也属于同一范畴，应该被当做不道德思想而清除干净：这样，自杀处处被人禁止或遭谴责，因为自杀首先意味着一种社会所不能对付的挑战，而这种挑战还确保了某种个体优势，即个体可以凌驾于整个社会秩序之上。总是这个被诅咒的部分，即每个人在其生活中抓取的小块，以便挑战社会秩序——每个人在其身体上拿出的小块，以便奉献与人——这有可能就是他自身的死亡，只要某人给自己提供这个小块就行——这个小小的事物，它便是象征交换的整个秘密所在，因为它被给出，又被接收，然后归还，因此是占支配地位的交换难以抓取的东西，它不服从于交换法则，能置交换于死地：事实上这就是人们唯一的敌人，也是人们唯一必须消灭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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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里亚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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