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章节的焦点主要在心理治疗的方法与临床原理，本章将把这些原理放在一起，并给予一个理论的基础。希望这样的解释有助读者保留遗忘的部份，且能更有意义地应用。
虽然心理治疗师有时候被称为“问题医师”，然而解决问题绝不是他该做的事。就这些临床例子来说，他能够做的是增强个案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个案不仅能对起初迫使他来治疗的那个问题有所改善，同时也能被装备得更好，以便在生活中各方面有所作为，从生命中获得更多，也为生命付出更多。
不管驾驶者的技术多棒，如果他没看到交通号志驶进一个单行道，不免有面临灾难的危险。来找我们帮忙的人们在某种情境上类似这位驾驶。个案提出的主诉通常是他持续接收到一连串仍待组织的讯号，以及待了解的失败。他会有困难一点也不让人讶异；让人讶异、却又好奇地想要知道的是：他为什么没有更糟糕？当个案谈论着自己认为造成他不快乐的理由时，他不知不觉地提供某些线索，让治疗师了解困难的真正来源。治疗师必须对资料警觉，也要花时间汇集。个案会要求替自己迫切的主诉做些什么，但治疗师没办法很快就因应。治疗师必须传达这个想法：他的首要考虑会跟个案不同，而最好、最容易的做法莫过于直接说明。担心个案会对这个真相有负面的响应，其实是反映了治疗师对于失望的害怕。事实上，我不记得我曾因为承认可能没法抚平一个不快乐的婚姻，或帮某人找回自我，或缓和某人的难过心情等原因而让个案离开。一般人可以接受：治疗师能够帮上忙的基础，在于个案允许治疗师去了解他；还有，个案的症状只有在他的生活、他的过去，以及现今的脉络当中才能显出意义。
借着告知个案，他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终其一生未能了解自己也未能被他人了解，如此一来，治疗师提供了希望，也承诺个案在治疗中的合作，将给他带来更多的回报，这是个案愿意待下来与治疗师一起工作的理由。事实上，一旦个案了解他不需要迫切却又困窘地抓住治疗师的关心，并开始探索他不舒适里所隐含的更广泛意涵，到那时候，让他来求诊的主诉就会渐渐消退。
这种方式称为“洞识”、“精神分析取向的”，或“深度”的心理治疗，这是来自弗洛伊德的发现，佛氏认为心理问题与发展的过程有关，唯有藉由洞识其衍生问题的过程，方可解决。然而，治疗师除非能在今日临床经验的视野下调整佛氏的结论，整合我们对心理成长韵律的知识和佛氏的发现，要不然佛氏对于生命发展的特定思考（从精神官能症的研究所得，并且是以他那个时代的生物与物理学模式的观点描述）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我认为使用这些名词，如“心”、“心智生活”及“思考”来指称生命历程中所实践解决问题的活动是有用而正确的(Basch，、a)①。“问题解决”指出这项必要性：持续地处理来自内在与外在的刺激，这些刺激必须有效地组织，允许个体创造恰当的回应。这样看来，所谓心智疾病或情绪问题，是其秩序功能出现视障的表征。在倾听个案告知他来治疗的理由，治疗师应自问：在前置事件中，是什么东西干预了这个秩序而让个案产生焦虑？
不同的器官组织会以不同方式发出功能障碍的讯息，因此可以让医师定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摆平这个麻烦。肚子痛表示肠胃系统有问题，关节痛表示肌肉骨骼系统有麻烦。当大脑无法执行秩序化的功能时，这个特定的主观状态称为焦虑。焦虑的经验通常被描述成一种不特定的害怕，怕某件恐怖的事就要发生，若（某件事）无法被确认，将会提高焦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失序方式，例如，有人用行为的名词描述这个经验：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他发现自己容易激动、紧张、发怒、不容易入睡。简言之，大脑不能再有效执行其秩序功能。焦虑本身也可能这样表现：在生化的层次上，让大脑迟钝平静，使个案尝试制造一个暂时的秩序错觉，有时候是无法克制地服用食物、酒精或其他药物，直到这个过量使用的行为引起注意为止。不管焦虑是功能上的缺陷表现，还是经由症状的行为发出讯息，这些状况都是个体没有能力提供和谐，没有能力维持惯常的刺激里所呈现的秩序层级。个案来找治疗师并不是因为他表面的问题（虽然他相信如此），而是因为他在更深的层面里，或多或少地产生永久的崩溃，以及接下来，因失去整合感受到威胁。简言之，个案的自体感被威胁，他怀疑自己能否在不接受帮助下，还能有效持续地发挥功能。
例如，在克拉克先生（第七章）的例子里，不是单纯地因为他妻子的死让他如此激动并寻求帮助；缺乏妻子做为缓冲，他觉得自己遭遇难以调适的挑战，随之而来的焦虑把他带来门诊。乔治（第十二、三章）认为他女友的背叛该是自己的忧郁来源；然而事情很快就变得明显，失去她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威胁，是因为他潜意识里相信，若无法从这个关系中汲取情绪支持，他可能无法面对初为成人的要求。从焦虑撤退到忧郁暂时让他稳定下来，不过在他回家后焦虑又再犯了，重复地浮想“快疯掉了”的想法，让他来寻求治疗。
在前述这几个例子，以及我曾讨论过的其他例子里，让个案来治疗的诱发事件有特别的意义，彷佛潜意识里预期会出现他无法处理的任务来向他挑战。事实上，不管怎样，治疗成功的个案，在他察觉自己向来逃避的东西及逃避的理由之后，变得有能力改善生活。在每个案例中，问题不在于没有能力适当地执行功能，而在于个案潜意识地相信他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他无法不像过去那样。
当然，也有些像艾伯郡太太（第九章）的个案，他们无法经由帮忙而去了解那些难以面对与调适困难的原因。唯有找寻及发现某些情境，可以允许他们持续忽略焦虑的来源，但仍能执行日常功能。无论如何，一位积极寻找心理治疗师，或因为转介到心理治疗单位便得到纾解的人（艾伯郡太太两者都不是），大都会明白显示，自己无意再坐视生命被诸多潜意识的问题包围。
但，什么是潜意识的问题呢？实际来说，潜意识是那些完全无法反省与成熟的观念、态度、信念、记忆与影像，它们造成了生命发展停滞的孤岛，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王先生（第三、四章）是负责、有生产力，且能合理地包容与响应的人，但他没有察觉到，当他妻子忙着她姊姊的问题不再迎合他的需要时，他便像个受伤的小孩。当我听到他的故事，我自问：在这样的情境下我的感受如何？我们都有像王先生类似的经验。我们所依赖的配偶、知己或同事因忙碌没法照顾我们或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当然会觉得受伤，甚至生气，以某个小动作替受伤报仇，不过，很就会借着理性而结束这个不愉快。理性让我们了解到自己要求优先权是多么不合理，并因没有替他人设想而感到不好意思。王先生可能无法做到这样的修复，他的行为使他跟妻子的关系更加恶化，而这点又助长他的心里压力及身体症状。
我想当其他人在面临和王先生相同的情况时，不会比我处理得更糟；如果更糟，我假设在他的发展历程中，一定有东西让他无法把在其他领域的成熟能力拿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逼迫自己不得不出现像小孩那样的举止。通常情绪恼怒跟个案的洞识程度恰成反比。小孩被他们的情绪左右，因为没法透过经验采取一个客观的态度。要是一个成人在发展上停滞了，即使他被期待（也期待自己）像个成人般行动，仍然会像个小孩般反应。这会引发一个恶性循环，任何人被拘禁在这样的捆绑中都会发现他的情况很糟糕，行为愈不成熟，愈被周遭的人排斥，他就愈觉得难以自处。无法自我审视又无法就行为的真正本质去看待它（这是以不成熟的方式企图化解困境），他把自己的感觉与行为合理化（通常用一种聪明、复杂，表面上具说服力的方式），接着被壕沟围困，陷入无建设性、自毁及误导的化解尝试当中。他的苦难会是最痛切的，因为他不成熟的标靶，通常是对他意义重大的人。
当个案前来治疗，他会期待继续自己的合理化，期待说服治疗师相信他的处境是无可避免的，希望治疗师改变它，然而治疗师的态度切断这样的行为。治疗师把个案会这样一定有他的道理(即使这个行为让个案有麻烦）视为理所当然，因此，治疗师隐约又明白地向个案传达，治疗师不是在责备他失去控制。这个方式可以帮个案把焦点放在他目前主诉里所牵涉到的情绪。一旦个案能够体验到治疗师感兴趣之处，并能自由地谈论自己的情感，几乎没有例外地，他会发现他目前的情境与自己的过去之间有所关联。婴孩时期是情绪经验形成一个人自体概念的基础，探索一个人的情绪会很惊讶地发现，一个人是如何变成目前的样子。
婴孩没法逻辑理性地分析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物，但是他们确实能够在互动里响应他人的情緖。在小孩的部份来说，并不是他们无意识或没有丰富的心理活动；相反的，这代表从出生以来就活跃的自主神经系统的选择性响应（Basch,b)。正如史匹兹（Spitz,)戏剧化地描述自己观察一岁前的小孩，婴孩需要跟其他人沟通，就好像需要食物、水跟空气一样。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任何发生在面前的刺激，反而是积极地在环境中寻找新鲜事，并与人接触（Basch,)
婴孩的活动、他诱发而得到的响应，奠定感知、行动与反应非语言、非影像的知觉动作模式，这些成为其日后做为一个成人的人格雏形。终其一生，尽管我们倾向于不去察觉它，但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沟通的需要（试着让自己被了解的同时，也感到被关心、感到安全、被刺激，或者被欣赏等等）一直都是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主要动机来源。这些直接的观察正好证实寇哈特的回溯式的精神分析重建（见第十一章），他关心的是孩童与照顾者间适切的合调情感互动的重要性。从婴孩成长到孩童的过渡阶段的标志，是他能够自体察觉了；也就是说，襁褓中的婴孩可以开始在心智上往回看，并且视自己为众多个体中的一个个体。他的自体仍须依赖周遭人给他亲切与适当的响应。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的隐约假设是：唯有在自体概念成型的情感互动中有了重大的失败、失望，或者缺失，而使成人生涯中无法单凭理性或经验便可化解性格缺陷或倾向，才会需要专业的协助。
在王先生的案例中，让他有机会在生命的脉络下思考自己的问题，很快地便让他考虑到自己为什么特别脆弱，而将妻子的行为解释成对他个人的伤害，并将这些感受与生命早期关系的各个层面链接。同样地，一旦班小姐（第五、六章）的愤怒得以控制，她谈到自己在生命发展中曾失去适切的情緖支持，那时她还在一个必须（或者至少表现得必须）把家人拉在一起的处境中。当我们看到她担心历史会重演，担心她对再度如小时候那样被忽略，那么，那些看起来不讲理的愤怒，以及对他人的百般挑剔就有道理了。当她首次来看诊时，她便流露出被忽略的期待与担心(虽然她并不知道），她当时几乎发飙了，攻击治疗师的信用度，彷佛尽力让他变得很坏并拒绝她。
如果以为个案提出的主诉即是心理治疗要处理的问题，会是一个错误；如果指出个案在孩童时的情境本身就是要解决的课题，也是个错误。治疗师可能在治疗情境里试图替代个案在早期生命的匮乏经验（借着提供一个所谓的“矫正性的经验”），这可能是一个误导的尝试。再怎么说，治疗师是无法“爱”个案而使之变健康，首先，治疗师不是他的双亲；其次，个案不再是个婴孩，在他生命里已发生很复杂的事了。如果爱、注意力或者瞭解就是个案所需要的一切，他可以找治疗师以外的任何人，不需要治疗师来提供这些；此外，治疗师碰过曾有类似痛苦，或比起他的个案还要更痛苦的人们，可是并没有同样的后果。因此，治疗师不应该把焦点放在个案提出的主诉上，也不要把焦点放在他早期的创伤，而是注重个案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任何不幸所做的反应。简言之，长期的伤害不是被创伤本身所影响，反而是随之产生的发展停滞，影响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才是治疗本身应注重的观点。
秩序化的功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论在担任接收者或传送讯息者方面都能有效沟通的能力、自体、发展，或成熟等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观念。发展是永远不会完整的。早年的时候，我们被父母、老师或其他人所引导，成人之后，每个人就被视为该为自己负责，继续在社会的架构里成长。实际上，每一个新个案便是在述说着，他害怕没有办法完成那样的义务。带领个案成熟，并不完全是治疗师的工作，或在治疗师的权限范围内，他该做的是，为个案找出是什么妨碍了这个目标的达成，并帮助个案看到，如果他努力便能超越这些障碍。没有人可以让个案的生命倒流，再重新过一次他早年的生活，但是藉由对治疗师转移他早年的害怕、失望，以及未达成的希望，他可以重新经验并检视这些情感。情感的转移关系是终生的，是每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依赖另一个人的处境时，都会发生的正常历程。如果治疗师没有破坏或误解它，可被处理的转移关系便会成为他与个案关系中的重要部份。要如何处理转移关系，端赖转移关系的本质及表现而定。高伯格（Goldberg,)和吉多（Gedo,)指出治疗师的功能为：抚慰（pacification)、统整化（unification)、恰到好处的觉醒（optimaldisillusionment)和诠释（interpretation)——都是潜在地累积个案的自体察觉（self-awareness)。每一个名词都代表了有神入能力的父母，在其早年某个阶段时实践的功能，而治疗师在转移关系中，短暂地把这些提供给个案。正如前述，不要尝试去补偿他长期的苦处，或抹掉过去，而是给个案一个机会移除他成熟的障碍，是这个障碍促成他的主诉，让他来此治疗。
抚慰：安抚的功能——藉由治疗师暂时吸收了个案在转移关系中，个案对他过度正向或负向的情绪，并让这些情绪逐渐消散，不致淹没了个案，类似母亲针对一个受到过度刺激的婴儿所做的事情。这种情境可能会像班小姐在治疗早期出现的状况，或像乔治那样，直到治疗师度假时才显示出他的愤怒。当然，我们不能像对婴儿那样用拥抱来安抚个案，但是治疗师愿意去倾听而不以惩罚来响应一些挑衅，就相当于一种母性的行为。
统整化：牵涉到治疗师暂时接管个案秩序化的功能。克拉克先生的治疗师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藉由倾听他描述以前与妻子度过的日常事件，帮助个案重新组织自己。我告诉乔治我是如何熬过了我的青少年，最后终于战胜，就是为了统整化的目的，也就是帮助他看到秩序是如何从青少年的混乱与迷惘中产生。
恰到好处的觉醒：这是治疗师需要面质个案未认出或误解其影响的性格要素。例如，班小姐对男人的态度的动机，是拒绝让他们看轻自己，是一个现代女性肯定自己，并且坚持自己的智慧和成就应获得相对的尊重。在有机会、情形也适当的时候，她的愤怒、傲慢及在行为中表达的破坏意图必须被面质。虽然面质的时机允许治疗师为这些行为的由来做诠释，但这样的面质仍是痛苦的。对个案而言，去面对他向来被伤害的原因是十分不舒服的，但是更加毁灭的是，他发现自己一直在伤害别人。我们都承认自己有错，但不是别人归咎于我们身上的错。例如，当王先生的治疗师不得不面对他对个案自以为是的态度，因为他隐瞒了反转移关系的问题，他觉得我的督导令他十分痛苦，这的确是。但是唯有在对方行为有问题的面向被面质时，对方才会了解，虽然有人看到他最坏的一面，但是关系并没有结束。对那些长久以来否认自己负面性格的人，学到“不一定要十分完美，也能够适切地发挥功能”是很重要的。
诠释：牵涉到以过去或现在关系的观点，来解释其行为的意义。精神分析向来强调起源的诠释，将现在行为的意义连结到个案过去情绪上重要的事件。此外，诠释的观念还应该包括对个案澄清当时关系的深层意义的过程。例如在王先生被帮助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他和侄子关系的意义时，治疗师解释他对小柏的重要性，便是一种诠释。
治疗性的介入是没有位阶性的，治疗的过程也不需要遵从其他个案的疗程。通常治疗师并没有设定好的指导原则，他使用这些技巧的态度是随每一位个案而变，随特别个案的不同次会谈而有所不同。不是每个技巧的选择都必然符合病理的程度。菲尔太太（第九章）虽然被认为是边缘型个案，然而她的治疗主要是透过诠释来引导流程。很不寻常地，她竟可以开放地认出自己个人史关联的涵义，而且对早年生活的事件有清晰、详尽的回忆。一旦她了解过去生命对现在行为的意义，她有能力做改变，并发挥更满意的功能。在她的例子中，其他必要或可建议的治疗性介入并不多。
个案的自体察觉及创造地运用自体察觉的能力（这点一直没有在治疗的情境中论及），是洞识心理治疗取向所要的结果。当个案显示了自体察觉，通常就是治疗快要画下句点的征候。完美并非治疗的目标，自体审察（self-scrutiny)的能力也不是那么绝对。在治疗已带到一个明显成功的终点之后，个案还有盲点或不成熟的这个事实，不啻说明人性罢了。一个成功治疗较可靠的指标，是个案由那些牵涉的残余问题领域中学习的能力。如果个案能掌握挑动焦虑事件或退化行动的意义，能扭转自体挫败的过程时，他便已经由治疗的经验中获得一项有用的工具。
在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中，转移关系的驱动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与个案童年时创伤经验雷同的情境，但是当有了成人的能力和经验，治疗师正准备了解所发生的事情时，创伤不再那么严重，也不会有同样的后遗症：停滞和退化。相反地，重新经验它，并刺激成熟，借着了解以前在个案身上发生了什么，个案被要求准备好去面对及化解自己的困难。治疗师并不能解决个案的问题，也没有弥补个案成长时一直匮乏的部份，因为只有个案本人可以填补他所错失的东西。治疗师只是扮演个案的自尊，以及合适的自体概念的接生婆。
我认为在对一个个案施以恰当的治疗过程中，情感的转移关系会自然兴起。但是，这真的是自然发生的吗？还是治疗师的暗示让它出现了？对我而言，这两种情况并不相斥。当然，治疗师对个案的态度、他所问的问题、他陈述意见时的方式等等，都会引领个案注意到水平和垂直的情感连结，也就是引领他的情绪需求像线一样地贯穿在他现今横向的所有关系中，以及让这些需求把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这也许可以视为暗示，然而，正如佛洛依德在梦的连结中所指出：治疗师可以暗示做梦，但是不能暗示做梦的内容。同样地，在我所讨论过的每个案例中，转移关系的本质和它对个案的过去关系所揭露的东西，都是以令个案和治疗师惊讶的方式出现，据此而有的讯息及洞识，并非治疗师原本预期，或鼓励个案去“发现”的东西。实际上，根据我的实务经验，在个案意识中，过去生命的记忆及现在的困难之间的任何表面关联，要不就是支微末节，要不便是错误的。只有在转移关系的严格考验中，以及在重新被唤醒的情感火炬里，参与治疗的人才会察觉过去如何向现在诉说它的生命故事。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如何让种种不同的方法统整成我的治疗取向？其他治疗师强调制约个案的行为——个案所做的抉择，目前生活困境所唤起的当下情绪的表达，检查一个特定问题情境中的互动层面等等。这些治疗师确实能获致好的结果，他们也常常利用这个结果，不光去宣扬他们的治疗形式，同时也下结论说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并不是必然要引用的，有时还会过度、不必要地增加个案和治疗师的负担。我的答案是：这些治疗学派所宣扬的取向，有很大一部份其实是一个施行得宜的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举例而言，在克拉克先生的案例中，治疗师运用个案对其日常生活的讨论，增强一些倾向于使个案更加自给自足及独立的行为。乔治的治疗大量运用了认知取向的方法，帮助他看到自己如何解决问题，并协助他发展出更有效的技巧来做决定。情绪的抒发是对所有个案治疗的重要部份，宣泄的益处是不容否认的。同样地，个人关系的本质也未被忽略：个案企图忽略他与人们生活在一起，他的行为也影响别人，这会被看成一种防卫的方法，将会被指出并恰当处理。与其在各种治疗方法中选择，我宁愿建议，治疗师学习我们可能忽略、却是其他取向的治疗所强调的观点。我们之间的差异多在语言上，而非实务执业上。不同取向的治疗师可能在做同样的事，却以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例如，我不能想象一个有经验的行为主义者，会比我跟我的同事更忽略个案整个人，我们不能忘记，个案以他的行为创造他所生存的世界。我十分怀疑一个行为主义者会忘记今日的行为有其过去的历史。我认为转移关系存在于其他形式的治疗里，就跟在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里一样。我相信一个成功的非精神分析取向治疗师，很可能也熟练地运用了转移关系，只是不敢用这个名词称呼而已，正如很多精神分析取向的同事，不愿承认他们利用起源的诠释之外的方法来影响个案。
派别之间的争议对我而言，是不必要且无建设性的。我希望我写下来的东西——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可以对那些已在学习并运用它的人不再那么神秘，我的书可以让他们感觉他们不仅有能力、还可以享受这个工作。我也希望，我所写的东西可以帮助那些接受不同学派训练的学生，认识到在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存在——允许大家的沟通变得可行，而且是令人想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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