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食品安全意识反映的是社会迅速转型时人们对其他种种社会，伦理与政治领域里问题的担忧与体验。在食品消费方面，这种担忧与体验则更容易以躯体化形式呈现，表现为可以言表的症状。社会个体对症状的语言表述与个体间相互沟通可以生成社会群体的躯体化知识。谣言的传播正是语言运用中的这种成事性特征的体现。因此，“装病”与“假病”的界线常常很难划清。曾在美国出现的“中国餐馆综合证”就是这种躯体化知识形成过程很好的案例。对这个案例的人类学审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其成因里的文化因素。同时，人们也必须注意到文化因素在政府监管对策中常常被忽略的作用。
一、引言：谣言与症状
食品安全不是一个单纯的食品问题，也不是一个政府监管就可以杜绝的食品污染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从人类学角度来认识、理解、剖析的人与社会的问题。我可以随手举例说明这个看法。前不久我去苏北做调查，同行的有一位多年从事疾病控制的流行病学家和一位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返回南京途中，南京大学的同事说起暑假要去香港开会，流行病学家的家里添了小外孙，就想到请历史学家从香港尽量多带些婴儿奶粉回来。他们两人认识的时间并不长，提出这样的请求还真要一些勇气。三聚氰胺事件已是三年前的事了，国家对婴儿奶粉的监管应该已经到位，可这位流行病学家却还是放心不下。很难说他的担心究竟是国产奶粉的质量还是国家监管的效率。所以，问题不在食品，食品却能反映人与人关系中的信任出了问题，鸿门宴恰恰不是直接在饭菜里下毒。
食品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消费品，本身就被赋予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意义。食品的分配与共享方式更能直观地呈现人类社会组织结构与人际关系。传统社会里，食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都深嵌于社会关系之中，而工业化进程则不可避免地使食品变得产业化与商品化。由于这种变化，对食品的不放心，特别是对买来的食品不放心，也可以表达人们对社会变更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的不满与担忧。而在一个申诉渠道不畅的政治文化里，食品安全的非政治化诉求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申诉的色彩。同时，当政者也会利用食品安全事件转移民众对其他更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注意。
顺着这个思路，食品安全可能成为我们分析把握其他社会问题的症状。引起食品恐慌的可以是对健康的确有害的三聚氰胺婴儿奶粉或瘦肉精猪肉，也可以是子虚乌有的加了避孕药的顶花黄瓜或者可能受日本核泄漏污染的食盐。作为症状，这种恐慌究竟有无事实依据，是否科学，是不是谣言，都并不重要。相反，谣言，特别是从语言运用的成事性（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角度来理解的谣言，倒是可以成为关于食品安全的文化分析里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
谣言与症状有不少相似之处。言是得不到证实的传言，一旦得到证实就是新闻或故事，被认作是对事情的陈述。症状亦然。若没有体征作为佐证，症状最多也只是病人的主诉，是患者对病痛主观体验的表述。若症状与体征相呼应，相吻合，则可成为诊断的依据。
如此界定谣言和症状，似乎是在说，只有事实才是客观可靠的，而体验与述说都可能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因而也是不大靠得住的。这样的前设听起来有些道理，但操作起来就会遇到困难。站在社会的角度来看，对事实的确认最终还是要通过陈述来完成，而陈述者是否具备正当的社会身份与权威就变得至关紧要了。新闻发言人可以对发生的事件进行事实陈述，医生可以对患病的疾病下诊断，这时，言说者的社会身份与其表述的事实直接相关。反过来讲，新闻发言人与医生所陈述的之所以是事实，是因为我们作为听者愿意相信他们，相信他们嘴里说出来就是真的。但我们依旧不能直面所谓客观事实，而仅能触摸到我们自己对权威的信任。信任既可产自约定，也源自是强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发言人与医生都是特定场合下的角色，言说者同时就是这些角色的表演者；言说，包括陈述在内的言说，同是也都是具有成事性（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的述行。]权威的最有效的展陈莫过于其对事实的垄断。而信任一旦流失，权威就很难继续这种垄断。“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句话里流露出的是言说者对表演的自觉，已经没有多少权威的底气了。
要是没人信，谣言就不可能流传，也就不可能成为谣言。谣言陈述的故事究竟有无事实依据与谣言能否流行并无多大关系；至关紧要是谣言是否能说出人们想到却没有说出的话，是否能道出人们愿意相信的事。从“民意”角度来讲，那些能够成功传播的谣言，包括那些一度被指控为谣言的消息，都具有不可否认的真实性或成事性，也是我们把握社会问题极为有用的切入点。
临床医学里讲的症状与体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是客观的。这与人类学中所说的“内省”与“外察”十分贴近。一个出色的临床医生不会放过症状而只白癜风光疗只看白癜风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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