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制造商第三章精神官能症是社
第三节佛洛伊德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除了引发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外，还涌现了巨大的知识、创造力和艺术能量。即使随后的内战造成极大困厄和苦难，但生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都经历了转变。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塞尔日描述了一九一九年的情况：尽管贫困问题非常严重，但革命对大众教育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对知识的渴求，体现于学校、成人课程、大学和工人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在这个国家中涌现。无数的试验发现了新的和迄今未开发的领域。社会为有学习障碍的儿童成立特殊学校，有人迅速开发整套的幼儿园制度，还有为了让工人受教育，并考虑到他们吸收知识的能力，简化的成人课程也首次出现。大学的设立则稍微晚一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新思维和生活方式普遍怀着开放态度和热情，精神分析观念开始在年轻的苏联出现。根据美国学者米勒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一段时间……精神分析似乎在塑造革命后的新秩序中发挥作用。这种希望放在它是否有助于创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做出一些令人满意的贡献，这成为共产党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所要求的目标之一。这个希望不是随便想想。革命后第一个精神分析的讲座课程，是在一九一九至一九〇年冬季成立，由彼得格勒脑病理学研究所的主任医师塔蒂亚娜?罗森塔尔博士主讲，根据米勒形容，她是「一位热情迎接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为了实践想法，罗森塔尔基于精神分析原则建立一所学校，专门帮助有情绪和学习障碍的儿童。精神分析在革命初期出现蓬勃的发展，吸引了重要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的支持和积极参与，诸如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和鲁利亚(已故的英国神经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追随者萨克斯在知识上主要受其影响)。在某程度上，他们是受到精神分析理论吸引。在鲁利亚的回忆录中，他回想起读到佛洛伊德早期作品时的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科学方法，结合了两个面向。它一方面以强烈的决定论解释具体、个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以自然科学术语解释人复杂的需求之起源。更直接的原因是，内战导致大量的孤儿需要得到照顾，精神分析师积极建立新形式的儿童收容照顾中心。此外，对精神分析的支持并不限于少数进步派心理学家。正如米勒所说，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莫斯科精神分析研究所很难发挥作用。事实上，佛洛伊德的著作是由国家出版社出版，意味着党的一些重要领导，尤其是托洛茨基，据称还有布哈林、拉狄克和越飞，都倾向于支持精神分析学说。总结这一时期，米勒得出的结论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是「俄国的精神分析运动的高潮期」：精神分析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间完全获得官方认可、能提供培训课程的研究所落成，诊所与儿童之家一起成立，所有这些都是按照精神分析的原则运作。精神分析的书籍和文章广泛出版，前几年可想象不到这番荣景。所有这些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事实上，我们可以放心地说(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这用语隐含讽刺意味)，过去跟未来都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这么勇于支持精神分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当时大多数心理学家、更不用说大部分的党的领导，都支持精神分析学说(尽管米勒暗示，列宁可能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对精神分析充满敌意)。然而，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众人争辩精神分析学说的地位及有多么符合唯物主义科学，都是在开放和真诚探究的氛围中进行的，是货真价实的辩论。但随着斯大林官僚集团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开始崛起，在各个生活领域强加党的路线，心理学不能幸免，情况便不再是如此了。科利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合作前景，到了斯大林手上便出现了大逆转。在俄国，为了满足清教徒的道德纲领，政府压制精神分析学说，使同性恋者下狱、禁止堕胎、向学生灌输禁欲思想以及向特别多产的母亲颁发国家奖章等。第四节德国：失落的革命俄国革命是伟大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年间席卷整个欧洲，引致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等好几个国家动荡、发生革命。这段时间，在这些国家中，左翼对佛洛伊德思想持开放态度，并且热切辩论它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兼容程度。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政下，与佛洛伊德关系密切的同事费伦齐获得专业资格，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院也设立了精神分析系。这是精神分析首次完全融入医学课程。雅柯比研究过德国精神分析师弗尼谢尔和「政治佛洛伊德主义者」，从中可以暸解，在这一时期，精神分析理论的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多大兴趣(以及多大厌恶)。今天很容易忘掉，有多少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了。包括费登、朵伊契、贝恩菲尔德、纽伯格、赖希和他太太安妮?赖希、贾克森、霍弗、格洛蒂扬、兰道尔、贝特尔海姆、西梅尔和费尼谢尔。在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之前，这些人并非孤立的个体。在一九二〇年代末和一九三〇年代初维也纳和柏林的政治氛围中，他们的生活和研究计划经常相互重叠。雅柯比还指出，此时参与精神分析运动的女性人数众多：无论佛洛伊德的女性性欲理论准确性(或不准确性)如何，无可争辩地，尤其对于女性来说，精神分析带来了性启蒙和解放；精神分析认为女性是性的生物。在大部分的执业经验中，佛洛伊德毫不怀疑他的女性患者受到压抑，受害于性方面的无知和假资讯。这场运动在纳粹崛起后，便告夭折。许多在希特勒死亡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精神分析运动追随者(在早期的精神分析运动中，犹太人占了颇高的比例)，逃难去了美国。他们在那里成为难民，被迫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在冷战时期。正如雅柯比所说，像费尼谢尔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家和他的圈子始终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秘密交流和政治讨论，但选择不公开他们的想法。其他到美国的流亡者，如在一九二〇年代后期的精神分析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赖希，在此期间认真地尝试要整合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而到了一九三〇和一九四〇年代时，他走向极端生物主义。正如科维尔所说，这种生物主义的根源，存在于赖希对佛洛伊德性欲理论的特殊解释：从最早期涉足精神分析开始，他就认为实际经验，特别是性经验，仍然是试金石。虽然他多年来一直在做重要的心理学工作，但是对于赖希来说，心灵——幻想、思想、愿望和欲望的全部集合体——对于现实的身体运作而言总是附带现象。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中，他采用了佛洛伊德关于性释放的创始观点，将性高潮纳入健康功能。与此同时，他发展出自己的性格理论。性格成形时，一开始先有「肌肉盔甲」，最终才发展出宇宙生物能量「奥刚」的转换器。赖希过于倾向马克思主义，因而被逐出精神分析运动，但在德国共产党里又因为过于偏向精神分析亦被开除出党。赖希离开了这两项世界观后，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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