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巴迪欧《柏拉图的理想国》（曹丹红胡蝶译）中的“身体的学科:营养学、医学和体育”一篇。关于该书的写作，巴迪欧在《我是如何写作这本不确定的书的》的前言中写道：“为什么？为什么要借柏拉图做这项几乎有些偏执的工作？因为，出于一个明白无误的理由，今日我们尤其需要柏拉图。他将我们引向某个信念，即我们在世上的自我治理意味着某个通向绝对状态的入口已经向我们敞开。”
阿曼达大声打了个呵欠，然后说:“我担心讨论过文学和音乐之后，你们要开始讨论体育了。”
“当然!”格劳孔说，“普通青年都很好斗，如果不引导他们对体育感兴趣，怎么约束他们呢?”
“都是些臭气熏天的雄鸡、公牛、公鹅、种马、公猫、种猪、公羊!”阿曼达反唇相讥，“刚成年的愚蠢雄性!不过你们讲吧，讲吧，我听着。”
“我想说服你，”苏格拉底一副和事佬的样子，“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也认为赤裸、孤立的身体从来不会要求获得教育。无论身体多么矫健，它都无法促使依靠它生存的个体投身于对真理的追求中，由此成为一个主体。相反，主体融入(incorporation)真理中——‘融入’一词值得强调一下，才将身体所能体现的美德赋予了它。所以，把必要的注意力给予分析性思维后，我们最好再交给它一个任务，让它说明适合于身体的事物。我们只简要展开分析，以免迷失在细节中，其实我也承认，亲爱的快要睡着的阿曼达，这些细节很可能非常枯燥乏味。”
“我已经看到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格劳孔严肃得不能再严肃地说，“是有关酒精的。我们的斗士，我们的卫士，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士兵——其实说的是同一群人，也就是所有人——，他们不应该酗酒。一个保卫自己熟睡同胞的人绝对没有权利随地呕吐，或走路趔趄，不知身处何方。”
“卫士还要派人保卫，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阿曼达说。
“在想到喝酒之前，应该先吃饭。”苏格拉底接过话茬，“我们可以在一点上把我们的卫士同运动员进行比较:他们可能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那么我们需要采用运动员的饮食制度吗?”
“这个嘛!”格劳孔咆哮起来，“他们一生都在睡觉与训练，所以他们肯定是过量饮食的。他们还常常注射可卡因和其他毒品，年纪轻轻就去世，口吐白沫，也没人敢说出原因。厉害啊，运动员!”
“所以我们要确立一种更为简单但更为精细的饮食制度。因为我们的青年男女必须一直保持清醒状态，能够看到、听到并说出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切异动。尽管他们在行动中有可能遭遇突变——在战争中，水、猎物、习俗......一切都可能与他们已经习惯的环境相左——，尽管他们不得不忍受沙漠里的阳光和极北地区的风雪，他们仍然必须保持完美的体魄。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饮料、食物和体育锻炼必须遵循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同我们在讨论文学和音乐教育时得出的规律一致，那就是简朴、节制和差异。在这个问题上，战争可以引导我们。”
“战争?引导我们?为什么这么说?”阿曼达感到很不可思议。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荷马吧。”“我还以为他不值一提呢。”“但其他所有诗人加在一起还不如他。你们还记得《伊里亚特》的主人公在战争中吃的是什么吗?荷马让他们吃的既不是鱼——当时他们可是驻扎在海边啊——也不是熟肉。菜单总是一成不变:烤肉，色拉，奶酪。这种菜谱口味清淡，营养适度，对士兵来说也便于遵循。只需用木头生起火，然后用炭火把肉烤熟。根本用不着大锅，而搬运这些锅通常令军队头疼不已。也用不着蛋黄酱、番茄酱和其他没法消化的酱汁。至于西西里烩羊肉和法式烧兔肉，完全可以不吃。”
“我也不认为有必要花重金养一个习惯刮阴毛的乌克兰金发情妇，这是节制问题。”阿曼达一派天真地说。
“哦!阿曼达!”格劳孔脸都红了。“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苏格拉底笑着说。“也不应该像我一样，贪吃东方的蜜汁糕点。”
阿曼达继续说。“也不说这个......最普遍的原则是一种简单变化的原则。在音乐上，我们需要了解调性、无调性或序列的种种可能形式，以及规则的、东方的或不可逆的节奏，却不必任何时候都产生将它们任意混合的意愿。同样地，我们可以合理但又有节制地吃所有东西，却不必像那些贪婪的北佬那样，把所有东西堆在一个巨大的盘子里，然后狼吞虎咽地吞下它们。我们的口号是:精致，可以;肥胖，不行!”
“这样的类比不胜枚举，”格劳孔说，“在精神教育方面，无政府的无节制会导致集体性的方向迷失;在身体保养方面，无政府的无节制会导致种种假想的疾病的蔓延。”
“确实如此，”苏格拉底表示赞同，“如果一个国家到处都是误入歧途的精神病患者，那么我们只能看到两种医院的繁荣。甚至连健康聪明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冲向这两个地方。判断一种公共教育是否有缺陷，是否是庸俗的，最明显的标志是看社会对医生和律师是否有着狂热的需求。这种需求最终会影响社会的所有部门。对自己正义的一切只能由别人来确定，而且因为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所以将别人视为自己灵魂的独裁者，仔细想想，这真是个耻辱，是教育缺失的铁证。”
苏格拉底于是发起火来。听众对他狂热的口吻很是吃惊。
“有人大半生都在法庭度过，时而是被告，时而是原告。不仅如此，最俗不可耐的是，此人还认为炫耀自己的‘非正义’专家身份是件很正常的事，真是可耻!还有人趾高气扬，因为他能在曲折的意义中穿梭自如，靠关系安全着陆，躲避攻击时那么灵活，以至于迅速就能避免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人也可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毫无价值的事情，因为此人不知道，真正的生活其实是依靠内在真实的美来建立秩序的，根本无须求助于一个鼾声如雷、胡言乱语的冷漠的法官。”
“天哪!”阿曼达插话道，“多么厉害的抨击啊!”
“而且，”苏格拉底继续往下说，“对于那些一天到晚往医生尤其是心理医生那儿跑的人，我也要说同样的话。当然了，当然了，如果你在事故中受伤了，或者因流行性传染病发高烧、卧床不起，或者某个畸形的染色体令你脑浆变黑，那你当然得去治疗。要是有人因先天的悲剧影响了象征组织，令他难以成为主体，那么他躺在精神分析师的躺椅上也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时候所谓的病要么是懒惰，要么是为掩盖对真理的‘食欲不振’而患上的贪食症，要么是政治上的怯懦导致的抑郁症，要么是因为对现有世界的接受是一种有毒的行为，它导致了神经官能无力症。所有这一切迫使沙可、弗洛伊德、拉康那些医术精湛的后继者们通过一门拥有各种复杂名称的科学，对我们的混沌情绪，对失眠导致的气郁进行了如下归类:躁郁症精神病、焦虑性神经官能症、妄想症、癔症、恐惧症、强迫症、遗弃综合症、重度抑郁症、神经衰弱......这不正是对现代耻辱感的博学的全景描绘吗?”
“没错，”格劳孔说，“这些名称就足以让我们成为‘吸血鬼之夜’中的梦游者了。”
“只要看看现在有多少嗜血、阴森的电影就可以知道了。”阿曼达说，“电影里到处都是疯子，他们代表了我们对一切腐蚀主体的东西的狂热。”
“啊!”苏格拉底感叹道，“回到比希波克拉底还早的阿斯克勒庇俄斯时代!我们在荷马作品中看到的简朴的医术......如果没记错的话，《伊里亚特》十一卷中，欧律皮洛斯受伤了。为了给他治病，一个女人给了他一副由帕特洛克罗斯发明的解药:撒了面粉和碎干酪的普兰那葡萄酒。今天的人肯定会说，这样的药只会令体温升高。可是在荷马作品中，每个人，包括病人在内，都因这个药方而兴高采烈!”
“苏格拉底!”阿曼达打断他的话，“我不得不责备您了。您把细节都搞混了。在荷马诗歌中，喝这个酒的是马卡昂，而不是欧律皮洛斯。在另一段中，帕特洛克罗斯的确为欧律皮洛斯治了病，但他用的是碾碎的草根，而不是掺了面粉的葡萄酒。”
“无所谓了。反正我喜欢这种细心的民间医学。”
“只要治不死人，这种医学还是挺好的。”格劳孔开玩笑道。
“现代营养学的确能够紧跟病情的客观发展来制定饮食规律，这是现代营养学的优势。但让我们想想这一学问的奠基者，墨伽拉的赫罗迪科斯。赫罗迪科斯是著名的运动员。由于得了抑郁症，而且长期疾病缠身，他发明了这种身体锻炼和草本治疗双管齐下的办法，草药疗法可是当今的流行趋势啊。你们一定见过这样的人，穿着浅蓝色运动服，在街上气喘如牛地跑步，身上挂满各种仪器，用来测量血压、呼吸、出汗、心跳情况。他们喝百分百无农药污染的泉水，他们膝盖跪地迎接日出，他们品尝粉末状的牡丹花瓣。他们都是赫罗迪科斯的后人。”
“那赫罗迪科斯本人呢?”格劳孔问，“他后来怎么样了?”
“在把门徒们弄得晕头转向之前，他被自己发明的营养学折磨了很长时间——真是恶有恶报。他以为自己患上了一种慢性的‘特殊癌症’。实际上，这是个忧郁的懒虫。他用脚尖走路，在白天打盹，吃素食，尤其青睐无油蒲公英色拉，敷印度泥巴。但是再怎么多管齐下，他最终还是死于‘特殊癌症’。他年纪轻轻就已放弃了一切，好为自己治病。可是，在漫长的生命里，他时时被焦虑侵袭，因为他用脚指甲走路时没有走完规定的步子，或者不小心吃下了藏在蒲公英里的一只鼻涕虫，诸如此类的事情。”
“啊!真是生也营养，死也营养啊!”阿曼达评论道。
“赫罗迪科斯不明白，战胜忧郁的方法，是做自己分内的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听从真的理念的命令。一旦感受到这个要求，我们就会明白，花费一生去生病治病是件很荒诞的事。随便哪个工人都明白这一点。可有钱人呢，尽管人人羡慕他们所谓的幸福，他们却成天往诊所跑。”
“那您怎么解释这种怪现象呢?”格劳孔问。
“一个工人如果生病了，他会要求医生把他治好——抗生素也好，消炎药也好，必要的手术也好——，并给他开张假条，因为虚弱的身体不允许他挥动工地上的十字镐，或者不允许他在充满钢板和压缩机嘈杂声的组装流水线上重复机械动作。我们这位工人不会用没完没了、令人衰弱的营养学来治病，何况这种营养学还得辅以心理和道德誓言，时刻要沐浴，还得参加集体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摹仿新生儿发出能够释放情绪的尖叫声。对这位工人来说，医学同工作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他还是要回归工作的。如果一生都得戴着一顶纯生态山羊毛睡帽，忙着舒缓夜间惊悸或无法解释的麻痹症状，他会觉得这样的人生没有指望。因此他很可能会对医生说:‘您不用管我，看我的病就行了。您的作用是把我治好，而不是偷走我的生活。您的工作是让我不需要您。’”
“啊，”格劳孔说，“身为工人，他说得很对。”
“什么叫‘身为工人’?你认为理性的医学需要考虑病人的社会阶层吗?”
“因为一个靠交易所投资生活的人如果病了，他不会考虑要不要回去上班。”
“我不认为他平时会考虑很多事!既不会考虑他不做的工作，也不会因为某个理念的迫切性而考虑投身其中，反而小心翼翼尽量避开。我们当然可以给他念两句从前很有名的诗:
如果你生活富足无须劳作
请成为思想家而不是蠢货。”
“这么蹩脚的诗是谁写的?”阿曼达气愤地问。
“一个已经被遗忘的人，名叫福库利得斯。”
“而且，”格劳孔说，“穷人也应该努力思考。”
“穷人尤其应该努力思考，”苏格拉底纠正道，
“但不要为了一个福库利得斯而争吵吧，我们会被嘲笑的!不过总的来说这确实是实情，大部分有钱人都不认为思考和正义应该在他们大量的空闲时间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倒是有一个怪癖，就是提前治疗可能会得的疾病，每当莫名其妙产生想让人挠一挠腿肚子的欲望时，他们就惊恐万分。”
“很对!”格劳孔激动起来，“爱护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是上层阶级的信条。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气喘吁吁地打网球，在办公桌上做俯卧撑，在露台上练习打高尔夫，在知名的整形医生那里重塑脸部，就像弗兰肯斯坦的人造人一样。”
“他们更应该学习哲学，阅读真正的书籍，背诵诗歌，复习数学。他们从前为了通过‘精英’考试，汗流浃背地学习微分方程，如今却早已把这些忘在了脑后。他们更应该去虚心认真地调查一下他们的大多数同胞过着怎样的生活。身体拜物教和健康强迫症处处都在妨碍自身融入真理——哪怕是最微小的真理。别人跟他谈哲学，他回答说‘头疼’，别人跟他谈绘画，他尽数他的伤口和突起，别人跟他谈序列音乐时，他就该滔滔不绝地描述他的腹泻和腰疼了!”
“我见过这样的人!”阿曼达表示赞同，“很受不了他们。”
“传说中的阿斯克勒庇俄斯也像你一样受不了这些人。身为医生，他只喜欢身体健康的人。他曾说过，疾病只是整体健康之中局部、暂时的例外。在他看来，病人应该尽可能正常地生活。如果需要吃药或者在活体上切掉器官，就得做得又快又好。他说这些都是健全身体上进行的局部动作。他看过尼采的书，知道生命即是速度。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拖延。对他来说，死亡是人们违反常理地沉湎于疾病的后果。有人反驳他，人总有一死，他回答说:‘那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容易对流逝的时间感到疲惫。于是我们对睡眠和疾病的重视胜过了行动和健康。’有一天，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看似荒诞，却非常深刻。他说:‘死亡与身体、与疾病都无关。如果没有‘时间’，我们都将永垂不朽。’”
“他真像个哲学家。”
“也像政治家!他提出了一种世界观，很适合我们祖先生活的那些军事国家。你还记得《伊里亚特》第四卷中潘达罗斯射伤墨涅拉奥斯的情景吗?那时所有人都跑过去，
张开嘴贪婪地吮吸伤口
喝下有毒的不洁的血液
再往伤口敷上温柔的毒药。”
“哦，苏格拉底!”阿曼达责备道，“您在打什么哑谜!这不是引用，这是戏仿!而且跟往常一样，您又记错了!在《伊里亚特》第四卷中，只有马卡昂一个人这么做了，不是‘所有’希腊人。”
“亲爱的老师，请接受我对造假业的贡献。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正确无误，那就是对阿斯克勒庇俄斯的门徒来说，治愈一个战士，是尽可能运用内在于他天然力量中的方法，达到让他重新投入战斗的目的。让一个年老又有钱的食利者成天沉浸在臆想的疾病中，或者让一个被压力击垮的年轻干部恢复健康，这些事他们根本不屑一顾!”
“啊!”格劳孔敬佩地说，“这个阿斯克勒庇俄斯真是高瞻远瞩。”
“亲爱的，我们说起阿斯克勒庇俄斯，仿佛他是共产主义医学的一个偶像。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甚至老品达罗斯首先会说，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的儿子。然后会说，有一天，他明知一个很老的有钱人从临床角度说已经死亡了，却还是答应给他治病，仅仅因为那个有钱人的家庭已经提前支付了一笔巨款。他们还会说，为了惩罚他那自负的贪婪，宙斯使他遭受了雷击。”
格劳孔的逻辑思维又占了上风:
“这说不通。我们已经讨论过‘神’的含义，指出神是真理的内在权威的诗意名称。因此我们不能同时接受品达罗斯和其他人说的这两件轶事。如果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的儿子，他就不可能是堕落、造假的医生。如果他是堕落、造假的医生，他就不可能是神的儿子。”
“完美的论证!”苏格拉底高兴地说，“祝贺你，我的朋友!”
开始感到无聊的阿曼达希望大家回到这一切之中唯一令她感兴趣的话题，也就是政治:
“这种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的确很有意思。但在我们构想的政治统治下的国家更需要真正的医生，不是吗?而真正的医生得要有经验。他得了解健康身体所隐藏的力量，这不假，但他也得了解各种疾病，各种病理状态。如果他只‘医治’那些体魄强健的军人，我是不会信任他的。”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格劳孔顺水推舟地说，“适用于法官的规则应该也适用于医生。一个好法官应该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从只是在自家楼下抽大麻就被逮捕、殴打的年轻无产阶级，到很久以后才被揭穿的隐藏于上流社会的连环杀手，以及大大小小的流氓混蛋。如果他只见过清白无辜、诚惶诚恐的小资产阶级，那么他就没多少分量。”
“我觉得，”苏格拉底沉吟了一会之后说，“你把同一个逻辑框架套在两个差别非常大的问题上了。让我们先从医生说起。最好的医生常常很年轻时就已开始科学地学习这门技艺。他们见过大量有问题的身体，也包括他们自己的身体。如果他们自己也频患重病，不会像另一些人那样，因为自己——用阿曼达的话来说——‘体魄强健’而厌恶别人遭受的折磨，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益。如果医生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医治病人的身体，那么他绝不能身体虚弱、经常生病。可是现在医治病体的是医生的智力。要是这个属于主体的智力受到思想而非身体疾病的影响，那么它的确会无法胜任对身体的治疗活动。而法官的情况完全不同。让我们暂时将法官定义为一个声称要对个体行动作出评判的主体。一个主体如果年轻时只接触过堕落的灵魂，还和他们一起干过各种不法勾当，那么他之后完全不可能具备足够的能力，来正确评判他人的犯罪行为，这与医生从自身经历出发来诊断病人病情的情况不同。作为未来的主体，法官如果只能凭自身的主体品质，公正不阿地评判出现在法律面前的一切事物，那么他应该尽可能远离各种常见的堕落形式。也正因此，身上有着鲜明的正直品质的年轻男女，比如你们，亲爱的阿曼达和格劳孔，你们的单纯令你们很容易中不义之人的诡计，因为你们自己身上没有那些啃噬堕落之人内心的典型情感。归根到底，一个好法官不应该是个毛头小伙子。他只有在上了年纪以后才懂得非正义的本质。他之所以能够认识这种非正义，并非因为这种恶深深扎根于他自身的主体性上。他是通过研究别人身上的这种恶慢慢认识它的。对这种恶的确切本质的思考，他是科学地而非经验地建立起来的。”
“您是想说，”阿曼达总结道，“完美的法官，他的学识来自对外物的智力上的直觉，而非来自对个人经验的内省?”
“你比我说得好多了。从本质上说，法官代表了绝对的正直。换句话说，他拥有他必须成为的主体的正直。他同那些狡猾多疑的个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曾掺和到多起可疑事件中，自认为特别精明能干、经验丰富。这样的人如果与自己的同类干不法勾当，他会显得特别狡猾谨慎，因为他遵循的是在自己身上找到的行为模式，而这些模式也反映了他的对话者和合谋者的模式。可是，当他同一些上了年纪、刚正不阿的人在一起时，扎根于这个假机灵鬼身上的愚蠢就会显现出来。我们看到他毫无理由地怀疑别人，完全不懂什么是坚毅的性格，因为他自己身上没有这种模式。话说回来，因为他同恶棍流氓在一起的时间比同正直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因此人们总说他是现实生活的大行家，而不是一无所知的蠢货，尽管这是他的真实身份。如果法官的标准是智慧和能力的混合体，那么我们就不能选这一类人来当法官。我们会选一开始谈论的那个人，即那个具有主体特殊品质的人。
“可是，”格劳孔忧心忡忡地问，“这对我们的教育计划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你只需宣布在我们国家，医学和法制机器必须同我们刚才简单介绍的模式相吻合。这一结果是，大部分人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和道德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其他人，那些得慢性病的，残疾的，懒惰的，堕落的，我们不但不会放弃他们，反而会倾尽全力使他们的身体能够做出陌生的、有用的举动，使他们的灵魂能够散发新的光芒。这一切需要时间，但我们从来不会吝于把时间花在做这类事情上。”
“我觉得您讲的，是一种不被西方民主人士看好的实践，”阿曼达皱着眉头说，“也就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大量出现的‘改造营’。”
“我确信所有的‘营’都是可恶的或者无用的或者罪恶的。但我们能抛弃‘再教育’思想吗?眼看当前主导的教育方式教育出那么多思想反动、极度保守甚至一无是处的人，除了实行‘再教育’还有什么方法可施呢?”
“那年轻人呢?”格劳孔问。
“如果他们受到这种既简单又充实的音乐、文学、诗歌教育的熏陶，他们就不会同法律和法官扯上关系。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教育有利于人们过上既有激情又适度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说，年轻人如果同时接受这种教育和恰当的体育锻炼，就不太用得着医学和医生，不是吗?”
“有可能。一切问题均在于合理地确定文学教育和体育教育的强度。”
“是的，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认为，运动及一切需要付出体力的活动，其目的应该是唤醒主体自身的能量形式，而不是为了身体自身的强健。我们的理想典范不是普通运动员，因为普通运动员进行大强度的训练，遵守饮食规律，都只是为了增强蛮力。我们看重的是主体的形式，而不是身体的力量。”
苏格拉底不再说话。夜色浓得像墨一般。裹在这件混沌的大衣里，阿曼达就地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色拉叙马霍斯则像一尊埃及神祗一般，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扶手椅里。他似乎深陷于自己的沉默中。
“您是不是认为，”格劳孔又发话了，“如果教育一方面建立于诗歌音乐教育之上，一方面建立于体育锻炼之上，那么这种教育旨在分开来塑造精神和肉体?”
“不是的。令个体成为主体才是这两种学科必须致力的目标。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纯粹的运动员，也就是每天前往健身房的人，他们既粗暴又野蛮，而音乐的狂热爱好者们，也就是每天抽着大麻听歌谣的人，他们都很虚弱无力。”
“是的，我注意到了，那又如何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论:首先，运动员的粗野来自一种情感活力。这种活力如能得到良好的引导，可能会成为令人赞赏的勇气，但反复的体育锻炼会令它过于紧张，使它只能成为一种无形式的硬度。其次，至于配乐诗歌的狂热爱好者，他们的平和来自一种爱沉思的天性，这种天性很适合于哲学学习，如能得到良好的引导，就能变得平静、准确，但当它太松弛时，就只能塌陷成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软弱。”
“所以一切都是剂量的问题?”
“应该说是节制或学科间平衡的问题吧。你还记得吗?我们曾说，我们的卫士、我们的共产主义公民应该将情感方面的真正勇气与精神方面的一种真正的哲学天性结合起来。一切问题在于如何令这两者和谐并存，这种和谐状态会赋予主体以恒定性和节制力。如果它们之间出现了不调和，那么个体就会变得懦弱、粗暴。要是我没搞错的话，你很懂音乐!”
“什么意思?”格劳孔吃惊地问。
“我认识你的一些朋友，”苏格拉底说，“成天没日没夜在外头游荡，狭窄的耳道塞着耳机，像漏斗一般让他们最心爱的音乐那具有催眠效果的咚咚声在此流淌。不过我也承认，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催眠了自己身上那易怒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是主体的第二个心理层次。他们就像是生铁，在音乐之火中渐渐变软，他们从前是一无是处的狼，最后都变得像安哥拉兔一般:毛茸茸的、柔软温顺......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在音乐的包裹下——虽然这是无比美妙的经验——瓦解自己的生活，那么当勇气的原则消失后，他们身上的主体就会失去一切统辖。当战争爆发或不得不对强硬的镇压作出抵抗时，他们只能成为‘面无血色的战斗者’，如同荷马笔下的墨涅拉奥斯一般。”
“这些头上‘长着’播放器的废物，您对他们的描述栩栩如生!简直像是我朋友佩内洛普的肖像!”
“但是，你的朋友中，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们放弃了智慧的音乐——更不必说政治或哲学，只有在遵循一种特殊的‘塑形’饮食制度时，才会离开体育馆或健身房。不得不承认，变得强壮自信之后，面对入侵者或戴着‘民主’、‘共和’面具的穷凶极恶的反动警察时，他们能够表现出可嘉的勇气。然而，因为无法进入艺术领域，因为不懂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研究，因为没有辩论实践，也没有任何普通文化领域的实践，即使作为主体他们渴望学习，他们在智力方面的渴望也会被一种无可救药的无力感蚕食，于是他们就像是失聪、失明了一般。由于缺乏训练，他们无法唤醒并维持一些真正分化的感觉。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文盲，成为了理性语言的敌人，当需要与他人结盟或批判对手时，无法运用说理能力。他们就像是暴怒的野兽，无论在哪种场合，都只凭暴力夺取自己中意的事物。他们的生活同一切知识断绝了关系，因此无比笨拙，而他们只能滞留在这样的生活中。”
“这活脱脱是我朋友克拉底鲁啊!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克拉底鲁的儿子。”
“如果说大他者向人类建议了两种根本的训练类型，一类是体育，一类是艺术，我想我可以下结论，他并不是通过刻板地区分主体及其身体来提出建议的。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两种决定性的品质——勇气和哲学——在主体身上形成张力，而张力的强度能够完全根据形势需要而改变。”
“啊!您真是太让我吃惊了!”突然醒过来的阿曼达叫起来，“您翻了一个完美的跟斗后，又稳稳地落在了您那两只哲学的脚上。”
“但这是艺术的萌芽啊!你自己不也早就知道，谁如果依照合适的比例，令体育教育和音乐诗歌教育适应于主体生成的需求，这个人就像是自己灵魂的崇高乐师，他对最微妙的和谐感的认知，远远胜过任何一个钢琴调音师!”
“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阿曼达喃喃自语道，“可能吧。但说出这个道理的是您。”
“不管怎么样，在我们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度，无论轮到谁担任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只要他想让我们的政治平安无事，他就得注意这种情感上的和谐。”
“那么，”完整清单和完备计划的忠实爱好者格劳孔意犹未尽，“我们怎么看待体操比赛、杂技表演、围猎活动、方程式赛车、赌球、奥运会......?”
“完全没有看法，我的朋友，完全没有!”苏格拉底打断他的话，“我们会将我们的原则应用到这些乱纷纷的事物上，然后我们再静观其变。”
说完这番话，他突然像一只破碎的闹钟那样停了下来。他咳嗽起来，有一瞬间似乎表现出一种最奇怪、最强烈的慌张。
选自
《柏拉图的理想国》
阿兰·巴迪欧著
曹丹红胡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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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最新的长篇哲学著作。在本书中，巴迪欧模仿柏拉图《理想国》的对话录写作手法，将《理想国》原书中的古希腊背景换成现代社会，并将其中的智者和事件都换成现代的人物及事件，以全新的角度诠释了古代的经典哲学，赋予了《理想国》以现代意义。目录前言 我是如何写作这本不确定的书的 1人物 9序幕 港口别墅中的对话 11第一章 将诡辩家驳得哑口无言 35第二章 青年男女恳切的问题 93第三章 社会和国家的起源 第四章 精神的学科：文学与音乐 第五章 身体的学科：营养学、医学和体育 第六章 客观正义 第七章 主体正义 第八章 女人与家庭 第九章 什么是哲学家？ 第十章 哲学与政治 第十一章 什么是理念？ 第十二章 从数学到辩证法 第十三章 四种前共产主义政治批判（上）勋阀政治和寡头政治 第十四章 四种前共产主义政治批判(下)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 第十五章 正义与幸福 第十六章 诗与思 尾声 主体的动态永恒 专名表点击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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