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保钢绘）
15.
自从我给大佬们当上诗词老师，再次品尝到为人师表的乐趣后，一周一次的课程，成了我倾心盼望的日子。啊，平平仄仄平平仄！如果这帮坏蛋不解聘我，我可以一直呆着不走，一直在讲台上站下去。我在日历上用彩笔把这些日子标注下来，要是有电话找我，约我在这些日子里游乐或喝酒，我就严肃地说：“不行啊，我那天有课！”费罗、宁大为、杜克他们经常拿这事当面笑我：“嘿，你丫今天没课呀？”我自然回答说没有，有课我能来吗？能跟你们在一起瞎混吗？他们笑，我不笑，我认为这件事非常严肃，这么一来，他们笑得更欢了。
上课的日子，我总是心情很好。我早早起床，钻进地铁，坐到较近的地方下车，然后打车奔向会所。有学生几次提出到住处来接我，我都一口拒绝了。这些学生，都是一等一的聪明人，学习起来，进步很快。我们有一次讨论诗穷而后工的道理，他们一开始觉得自己跟“穷”字不沾边，但很快就有人意识到自己生活里的“穷”不是物质上的“穷”，而是精神上的“穷”，道路上的“穷”，是更广阔意义上的“穷”，细说起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穷”来得更为难受、更为沉痛，这种捷悟和敏锐使我这个做老师的十分欣慰。在讲课的间歇，看着这些富态的保养良好的脸，我不由会想，市面上经济的上行、下行，房价的升降，股票的涨跌，油价的起落，或多或少、有的甚至直接跟这些人物有关，多么奇怪，这些人算起账来全都冷酷无情，却恰恰对饱含血肉的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表面上冷冰冰的抽象数字全都是以血肉为生、靠活生生的血肉滋养？这天，我注意到有一个学生没有来，前些日子，这个学生听说我写过电视剧，跟我探讨过一番影视剧投资方面的事，说很想搞一部制作精良、真正走心的艺术精品，为这件事，我专门打电话请教了马用，问有没有可能性，马用说，那就看他肯不肯真正掏腰包了。上课前，一个消息灵通的同学告诉大伙儿，那个学生出事了，说这位同学跟最近某个龙头行业的贪腐窝案有牵连，十有八九会判贪污罪和行贿罪，后半辈子恐怕要在狱中度过了。上次课我刚给他们讲了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今天就有人下了狱，真是奇事。这个倒霉蛋此时正在被拘禁的所在吟咏“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的句子也说不定。
这天，班上同学遇到了这样的倒霉事，大家都无心上课，有人建议自由讨论，我们就随便聊起天来。有人问起我的经历，我就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有时不免添油加醋，夸张一番。听说我去过未名礁，其中一个学生说，前几年他去过南海，跟水资局打过交道，谈讲起来，我们居然有几个共同的熟人，他去的时候，侯春京侯局长还亲自出面接待过他。
这天我的心情不错，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我已经跟国际学校校长通过了电话，敲定每周上两次课，给学生们讲中国古代经典入门，包括诗词鉴赏与写作。
国际学校的孩子们可真是好看，真是漂亮！这些拥有外国国籍，小小年纪就走南闯北的孩子们，个个精神饱满，像小鸟一样欢畅、自由，我能来给他们上课，真是一个幸福的差事、美丽的差事！
这所国际学校的校长名叫张文珉，英文名叫亨特尔，大家私下都叫他亨特张。亨特张消瘦缄默，年纪比我稍长一点，头发已经花白，此人谦恭有礼，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苦行气质。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惊讶于他怎么这么瘦，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疑问，解释说，他已经轻断食一个多月了，前三天什么也不吃，只喝一点水，后来的日子每天只吃一些水果和坚果。
亨特张一边领我参观校舍，一边跟我谈话，说到课时费的数额，亨特张满脸歉意，一再说薪俸菲薄，请我“多多担待”。亨特张是北大某个理科系的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呆了几年，之后去了美国，是一个海龟。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眼下都在美国，只有他一个人生活在北京。见面之前，我在电话里问张文珉对授课有什么具体要求，张文珉让我列一个提纲，我仔细列了一个条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他，全是中华传统经典诗文，他看过后表示同意，至于先讲什么，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全由我作主。
几节课下来，学生们普遍反映不错，听过课的亨特张和教学总监也表示认可，我自此得到了这份工作。学校坐落在北京西郊的山脚下，空气清新，再加上接触的都是洋派人物，感觉真正像是到了世外桃源。我感激校园里这些生机勃勃的花季少年，他们的青春与我所经历的不同，他们的父母大都和我年龄相仿，都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这些了不起的家伙有的发了财，有的做了官，有的出了名，现在，他们志得意满，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老婆、情人和子女弄出国，至少先弄个外籍身份，博取更加灿烂的前程。有几个男孩子、女孩子经常背着老师扎堆儿抽烟，我在校外一个街角不止一次碰到过他们，他们每次都大大方方请我一起抽，真是一群漂亮洒脱的孩子，很懂得尊师重教的道理，可说孺子可教。
大概就是在这些天的某一个下午，我结识了三位陌生的好汉，这些年我忘记了很多事，却始终记得这三位好汉短暂造访的情形。因为他们的出现，我得以从生活的裂缝里窥到了一点真正的人情世故，也了解到了一点姜丽的音讯。
那天从国际学校上完课回来，进楼的时候，我隐隐觉得有点古怪，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几分钟后，我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三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特别之处，似乎他们认识我，我问他们是谁，他们中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说：“你是方小明吗？”我说是，说话的人确认我的身份之后，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证件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是一张搜查证，然后三个人鱼贯进了我的家。
三位公务在身的好汉一进来，我的出租屋似乎立刻变小了很多，这让我有点激动，他们身上有某种特别的气派，让人觉得自己摊上了大麻烦。三位好汉虽然胖瘦不一、个头长短不齐，但气质很相像，腿脚都十分敏捷，有力，一看就是练家子。我对他们有几分惧怕，也有几分好奇。起先我还指望他们找错人了，但他们很快让我明白，他们已经观察我很长一段时间了，决不会弄错。我请他们抽烟，他们拒绝了。他们迅速检查了我的家，从只言片语里，我很快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姜丽。他们检查的时候，我站在一旁，有点不知所措。在我的家里，他们反倒显得比我自在。我冷眼观察这几位天兵天将，他们不管圆脸方脸，全都既年轻又老，大概是职业的原因，都显得很持重，都具有迅速反客为主的能力，几乎和房东是同一类人，也可以说，他们才是房东，是真正的房东，另一方面，因为职责所在，他们看上去都机警果断、随机应变，能够说翻脸就翻脸，说下手就下手，这一点不言而喻。
我感觉一张无形的大网罩住了我。我从来没有跟干这一行的同志打过交道，拿不准他们手轻手重。面对面坐下的时候，他们中的方脸大汉拿出烟，请我抽了一支，年纪大点的那位拿出一张照片让我看，照片上的人果然是姜丽。
“认识这个人吗？”此人显然是三人里的主脑，说话带有一点河南口音。
“认识。”
“这人叫什么名字？”
“姜丽。”
河南口音和另外两位交换了个眼神。
“你和这个女人是什么关系？”
“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普通朋友。”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把我和姜丽认识的情况大致讲述了一遍。
“巧遇啊。”河南口音说，“她以前经常到你这里来，你们在一起都干什么？”
“她来找我学书法。她是一个特别有灵性的人，手感和笔性都特别好，也许因为她是个音乐家吧。”这倒不是胡扯，我是有意这么说的。我如果实话实话，说姜丽是我的女朋友，恐怕人家也不会相信。
“据我们所知，她是你女朋友。”
我没有说话。
“到底是还是不是？”
“是。”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她是你女朋友？”
“怕你们不信。”
“你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河南口音特别警示我，照片上的女人——我的女朋友——是个涉案人员，目前在逃，要我一定要说实话，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我向三位好汉讲述了姜丽临走那天晚上的情景，我一边讲述，一边在脑子里迅速拼接姜丽各个不同时期的画面。我猛然记起姜丽分别那天跟我半开玩笑说的话：“我也许不该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可能是一个错误。”姜丽在出走前突然把卷发拉直，改变了形象，这是一次再明显不过的异常行为，预示着某种突然性改变，可恨我后知后觉，没有觉察其中的隐情。根本不必猜测，一定是包养姜丽的“中国好舅舅”暗中导演了这场好戏。此人手段如此毒辣，实在辜负了我给他取的“中国好舅舅”的美名。现在想来，这个腺体不全的半阉并非没有鸡巴，浑身都是鸡巴，脑袋里全是鸡巴，世界上有多少好样儿的姑娘，一时糊涂委身于这种满脑袋鸡巴的老混蛋，起初衣食无忧，吃香喝辣，最后倒了大霉。
不用问，几位好汉是半阉先生派来的。我虽然愚钝，此刻却也看出，这三位办具体事儿的好汉检查完我的房间，神情都有些失望，同时也有些恼火。他们偶尔看我的样子像是我给他们添了很大的麻烦，批我几个嘴巴都算是客气。
“说说你自己吧。”河南口音在我面前重新坐下来，从自己的随身包里拿出几页打印好的纸。
“我？我没什么可说的，一切都不值一提。”现在他们突然把目标对准了我本人，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你写过一篇文章，叫《句子病》，说有一种病叫‘句子病’，凯撒大帝就是最高的语法法则。这是什么意思？”
“哦，那是一篇关于疯癫的短文，写一个疯子的感受，我听一个心理学教授讲过，多数疯子之所以发疯，其实都是因为语言系统出了毛病。”
“这一句呢，’言语：在日常生活中，言语用以表达存在着的我们知道的真实事物，但是在神学中，言语的任务是表达另外的言语。’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叫霍尔巴赫的人说的。这个人是法国的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一个无神论者，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推崇他，我抄下来也是为了治我的病……”
“问你什么回答什么，别说用不着的。《苏子瞻同志被抓走》，又是几个意思？”
“这个写的是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发生在一千多年前。”
“为什么管苏轼叫同志？”
“这么写纯属抖机灵，是为了博人眼球，骗取点击率。”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写的东西特深刻？”
“那只能说明我写得不怎么样，我讨厌深刻。”
我一边回答着他们的问话，心思却飘到了别处。他们不光打听姜丽的行踪，同时也兼有调查我本人的意思。三位好汉会在谈完话后带走我吗？我迅速想了一下我的屋子里有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东西，可惜一样也没有，只有姜丽留下的那盆绿植。我这才体会到姜丽的苦心：关于她和“中国好舅舅”的事，她之所以什么都不肯对我说，是担心万一哪天出事会连累我。伟大的老姜丽像传说中的地下党一样守口如瓶，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离去，没有给革命同志留下一丁点麻烦，真真可以载入史册。
年纪最轻的圆脸好汉一直在翻看我的书、杂志和信件，此刻他拿起了一本叫《垮掉的一代》的书。
“这书好看吗？”
“看怎么看，不知道您是什么口味。”
“我问的是你。”
“我觉得好看。”
圆脸翻看的几封信和明信片，都是张英楠写来的。一年前，张英楠通过我一个同学的微博辗转找到了我，然后开始和我通信，我的朋友里，只有她至今保留着邮政通信的古老传统。
圆脸拿起其中的一封念道：“亲爱的老……”
我连忙打断他：“对不起，那是我的私人信件。”我知道“亲爱的”后面是“老爸”二字，圆脸没有念出来。
圆脸抬了一下眼皮，但并不看我：“看的就是你的私人信件。”
“您最好别念出声。”
圆脸突然扫了我一眼，眼神令人不寒而栗，我立刻把嘴闭上了。
圆脸又低头读了一会儿信，把手里的一页放下，拿起另一页，继续念起来：“人家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有坑，我没有萝卜。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是我前女友写着玩儿的。”
圆脸接着念道：“最喜欢的盘子/是从缅甸的/旅行中/带回来的/那天/一个将军/和一个阔佬/谈合作/我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偷走了两个盘子……你前女友在国外？”
“是，不过我们已经快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
在这期间，方脸好汉一直在旁边做记录。问完这些，河南口音拿出纸笔，命令我把和姜丽结识、交往过程以及最后一次分别的情况详细写下来。在我写交代材料的过程中，他们三个坐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扯上了闲篇儿。河南口音说：“我儿子小小年纪学会说谎了，现在满嘴瞎话，气得我要命。”圆脸说：“您这帽子扣得太大了，一个初中孩子，说谎说明他正在成熟，这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方脸笑道：“据说马上就允许生二胎了，您不跟嫂子再来一个？”河南口音说：“拉倒吧，一个养着都费劲！我有一个老同学在美国生了仨儿子，把他得意的，老拿这事气我们这些生一个的，前几天我怼了他一句：我们是一生平安，你是三生有幸！”三个人都笑起来。
门外，我的邻居，一个中年男人在楼道里操着北京腔大声抱怨：“什么人都租，王八蛋！什么素质！”此人的老婆是个神经病，无论冬夏，永远用帽子和围巾把自己的嘴脸捂得严严实实。
我一边写一边想，虽然我在这件事情上有些无辜，但毕竟误打误撞冒犯了半阉先生，如果他老人家决意派手下把我抓起来，也没什么不对。不过，几位好汉看上去对我本人并没有多大兴趣，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心里在庆幸的同时，也不免有几分失落。后来，我又突然想到，也许半阉先生认为把我留在外面，作为一个钓饵更为有利。钓饵就钓饵，事已至此，我反倒慢慢镇定下来，就像老袁军常说的那样，老母猪拱了马蜂窝，爱他妈怎么着（螫）怎么着（螫）吧。我写完经过，把几页纸交给为首的河南口音。河南口音看完之后，又把刚才方脸的记录和我写好的材料一并交还给我，让我重看一遍，然后让我在上面签字、按手印，办好这一切，三位好汉起身要走。
“这就走了各位？不再坐会儿了？”
“怎么，舍不得我们走啊？到我们那儿接着聊？”方脸好汉开起了玩笑。
“那就算了，晚上我还有事儿。”
“跟‘老没六’的老弟兄们喝大酒？”
“这您都知道？”我吃了一惊，但此时我已经非常轻松。
方脸道：“您那话，信息时代嘛，谁能瞒得了谁？”
“一旦那个女人跟你联系，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另外，给你提个醒儿，不该打听的别打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自己好好掂量掂量。”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后忠告。
三个好汉在我这儿呆了约摸三四个小时，离开的时候，发还了我的手机。在门口，我突然听到河南口音好汉说了句要把什么东西“慢慢地移交”，着实吓了我一跳。他莫不是说要把我“慢慢地移交？”但我注意到此人穿了一双新皮鞋，跟其他二位的鞋不一样，看上去有点小，他说这话的时候抬起自己的脚看了看，不知他到底是说要把我“慢慢地移交”还是说他新买的皮鞋不舒服，穿了“满满的一脚”，总之，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把我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三位好汉走后，我赶紧跑进厕所，憋尿憋得时间太久了。在厕所的镜子里我发现自己的脸上浮现着一层谀笑，我连忙把脸绷住了。我回忆了一下刚才那几位好汉，觉得他们的差事也不那么好干，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平白无故跑到别人家胡扯，东打听西打听，有时明知是作孽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怪不容易。
手机里有一个未接电话，是张英楠打来的。我估摸几位好汉早已经掌握了我的通讯录。我打过去，张英楠的电话已经关机，张英楠此时人在香港，前些日子发短信跟我说，近期内要到北京出差，约我见上一面，得亏不是约在今天此时，否则我都无法脱身。
不管怎么说，好汉们放了我一马。很少有人因为正经事上门拜访我，三位好汉的出现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某种生机，让我度过了几个小时富有深度的时光，同时，我也终于得到了一点姜丽的消息，心里十分痛快。我看到姜丽在飘渺的大水上翩翩霞举，如同不可方物的洛神。啊，刺激的生活，了不起的生活，波澜壮阔的生活！别以为生活无聊乏味，那是你根本不懂得生活，还不了解生活，还不懂得生活的真谛。
好汉们临走时叮嘱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我哪里管得了自己的嘴？可我一时也无处可说。我很想和家人谈谈这件不可告人的秘密事，但我的家人不是在有形的坟墓里，就是在无形的坟墓里，一个也不在身边。
我知道我被半阉先生盯住了，休想再逃脱。今天没有把你抓走，不等于明天不抓，不抓决非普通的不抓，而是辩证的不抓。为了证明自己暂时还有四处溜达的自由，我假装夜猫子，出门散了会儿步。外面没有什么人，有几只流浪狗在垃圾堆里翻捡找吃的。一个中年妇女在夜色里散步，一边走一边拍打自己的腰部和肩部，发出难听的声音。到处都是路灯，每一个路灯都像一只眼睛。想到眼睛，我几乎受到了某种鼓舞：路灯使人感觉安全。兄弟，你无所逃于眼睛，有这么多双眼睛呵护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想到自己心爱的人，想到自己的亲人，想到刚刚造访过的三位好汉，我心里突然起了一个歹毒的念头，他妈的！自己手里要是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该有多好！那样的话，谁还敢吃饱了撑的找老子的麻烦！甭说半阉先生，全阉先生、整阉先生、总阉先生也不行！老家偶尔来人，他们总是习惯性问我北京有什么新闻，某某传言是不是真的，把我当做消息灵通人士，希望从我这里听到点儿不为人知的内幕，我总是让他们失望，今天好汉们拨冗造访倒是一桩秘闻，只不过无法向他们谈讲。
我走向我和姜丽初识时那张长椅，我又听到了姜丽的声音，但椅子是空的。我如今获得了一份新的教职，多么希望姜丽能突然回来。我看到姜丽背光站在雪地里，对着我露齿大笑，我喜欢这张照片，这是我电脑里保存的姜丽唯一一张照片。难道说，姜丽卷款私逃了？难道半阉先生有什么把柄落在了姜丽手里？但以我对姜丽的了解，她根本无款可卷，根本不可能与半阉先生合谋做任何机密之事。她之所以匆匆离开，一定是无意间发现了半阉先生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受到了半阉先生的威胁。我突然想到，三位好汉光临寒舍，一定是半阉先生通过缜密侦查发现姜丽身边还有我这么隐秘的一位，一一呸，这孙子一定是私自动用公器，给姜丽捏造了一个罪名，是在想办法封口！算他狠！有兵法！不过，这么一来，我倒能肯定姜丽此时并无危险，虽然她已经上了半阉先生的黑名单，但目前仍是自由之身。这么一想，我反而放心了，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和姜丽在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各自坚持斗争的喜悦。不管怎么说，她逃得好，逃掉总比被抓住好上一万倍。
我决定找一个地方痛痛快快喝一杯，我再次来到《今晚八点半》酒吧。清华姑娘和她的乐队碰巧还在。真是一个好样儿的姑娘。我喜欢她的声音，那是一种柔软的、带着村野气息的声音。她的歌里没有讨好，有时她还会突然发出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跟她瘦弱的身板儿根本不匹配的高音，让人既想笑，又想哭。我猜测这位姑娘和站大街的姑娘们有着同样的身世和灵魂，她们都有一双病弱、倒霉的父母，还有一两个不成器的傻兄弟，她以一个姑娘的顽皮和乐观歌唱着人世间数不胜数的烦恼。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挺你，我的傻妹妹！音乐方式改变，随之，城墙摇晃，这是“苏亚柏”老三位之一——柏拉图说的。
清华毕业的学生里出了不少歌手，他们当中最令人厌恶的大概就是那两个组合在一起唱歌的家伙，世界上没有比他们唱的更难听的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不该吃得那么油胖。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这个五音不全的颓废姑娘，她的歌声既跑调又扎心，歌声里有着整整一代傻瓜的荒唐故事集锦。我要是组织一场春节晚会，一定会首选这位女歌手，请她在《难忘今宵》的位置上压轴出场。
我试图安抚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几杯酒下肚之后，终于做到了，不那么慌乱了。酒可真是一个好东西，酒在，时间就不在，酒能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能让你获得混沌自大的幸福，多喝一杯酒，就多增加一分痴呆，正好防死混世。醉眼朦胧中，我看到姜丽拨弄着一只琵琶行走在人群中，行走在大地上，此时，她是一个赤脚行走的摩梭姑娘，一个马背上吟唱的哥萨克姑娘，一个在阡陌之上采桑的亘古姑娘。疯疯癫癫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写道：——处女膜啊，有处女膜的人啊，你为什么这样逗弄我？这样的诗句，实在是太美好、太忧伤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眼下的情绪有点文艺，不由笑了起来。在几天前的一份作业里，我的一个国际学校的女学生写道：“一个人的成功主要靠命运的造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就而就。”后来经我提醒，她把“一就而就”改成了“一戳而就。”我让她再好好把句子念一念，想一想，最好再查一查字典，女学生扑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看着我说：“老师，我懂了，我写的是不是太文艺了？”这位可爱的女生说的对，一定要警惕文艺。我栖身的世界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文艺，没有什么作家和诗人，只有句子病患者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我注意到酒吧的一个角落里坐着几个唯恐别人认不出来的低调明星，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歌手，全都是浪得大名的冒牌货。
我突然很想找一个姑娘。我先后跟酒吧里的两个姑娘谈了谈价钱，都太贵了，实在消受不起。这些天，有几个演艺界和资本界的家伙因为嫖娼被抓走了，有的还在电视上曝了光，向公众做了检讨。我捡拾起地上的一个暧昧小广告，尝试着给上面的鸡头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很快把事情搞定了。
我踉踉跄跄回到家。一个同样晚归的中年胖子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打了个响亮的饱嗝儿，主动跟我打招呼：“喝了点儿酒，刚回来。男人嘛！”他这么说，让我想起了唐璜老儿的独得之见：诸神创造人类纯粹是因为无聊，无聊才是人生的本质，只有瞬时的快乐能够抵御深刻的、无所不在的无聊。他妈的，让无聊和荒唐来得更猛烈些吧
大约半小时后，来了一个瘦高个姑娘，年轻得要命，同时也很老练。在黑暗中，我突然发现她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后来迎着灯光一看，原来是一个兔唇姑娘，我差点惊厥过去。一霎时我恨透了那个拉皮条的坏蛋，同时又有点心疼兔唇姑娘，不得不说，这种缺陷十分敏感，让人感同身受。兔唇姑娘转着身子问我，“大哥，在哪做？”
“你等等，让我冷静一下。”
“随你。”她说。
我指着桌子上的一个苹果：“要不你先吃个苹果？”
“我现在不想吃。”兔唇姑娘说。
我几次暗中努力，想勉励自己尝试一下，最后反应越来越冷淡，兴趣越来越小。的确不能强求呀，自己约的炮，含泪也要打完——谈何容易。但我此时很想和一个人聊聊天，就对兔唇姑娘说：“你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走？”
“大哥，您没说包夜呀。”
“怎么才能包夜？”
“您是第一次干这事吧？”
“是。”
“包夜的话，我得跟我老板说一声。”然后，她开始打电话。打完电话，兔唇姑娘在我身边坐下，环顾着四周说，“你家书真多。大哥，这房是你租的，还是你自己的？”
“租的。”
“你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干过很多工作。”我开始顺嘴胡诌，把所有朋友的经历都加在自己身上。我说我在银行干过，在报社干过，在电视台干过，在计生委干过，在建筑公司干过，甚至还在中南海干过，后来一生气，把这些工作全都辞了。我每说一个单位，兔唇姑娘就“哇塞”一声。
“大哥，这么多好单位你都不干了，我得怎么夸你呢，你真是个‘蛇精病’。”
隔壁邻居不知为什么突然吵起架来，弄出了很大响动，男人和他的神经病老婆一直吵到了楼道里，吵闹了很久才平息下来。
“你这儿不会有人来吧？”兔唇姑娘突然警觉起来，迅速穿上了衣服，“我可不想惹麻烦。”不管我怎么挽留，兔唇姑娘坚决要走。
我给了她一些钱，跟她说了对不起，兔唇姑娘一溜烟离开了。我猜测她已经吓着了不少难兄难弟。我打算把拉皮条的狠狠骂一顿，但又担心被好汉们监听，就拉倒了。很显然，兔唇姑娘没钱做整容手术，她也许是想通过这件事攒钱去韩国呢，到时候，弥补了嘴唇上的缺口，她就能成为一个全新的姑娘，一个能跟街上所有姑娘媲美的漂亮姑娘。无论如何，我倾心爱慕、尊敬这些姑娘，她们穿着黑裙子、花裙子，胳膊、大腿、屁股、乳沟、脚踝或者私处贴着可爱的纹身贴画，身上都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独特风度，她们风风火火做完爱，然后拿上钱，坐上黑车司机的车，奔赴另一个男人的床，这些机灵的夜莺可说是“钱理群时代”的使徒，挨家挨户播送着快乐祥和的福音，给暗夜披上了玫瑰和丁香花的色彩。
十二小时之内，我出演了老师、可疑分子、嫖客几种角色，后来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好汉们会不会一直躲在暗处观察我？他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今天晚上我所作所为的所有细节？他们会不会很快把我“慢慢地移交”？这个念头在我刚刚平复的不安之上又增加了新的不安。我猛然间觉得我的屋子里到处是暗藏的眼睛，三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埋伏着一个隐身的、具有超自然恐怖力量的好汉军团。我惶惶惴惴，心乱如麻，如同多年前老家旁边的楼房被炸时的感觉一样。我开始在屋子里四处搜寻，每一个犄角旮旯都不放过，连床底下都细细搜索了一遍。后来，出于＂钓饵＂和待抓嫖客的双重恐惧，我开始对着够不着的可疑之处瞪眼睛、做鬼脸，骂粗话，折腾了一阵之后，我突然又一下子释然了，同时也变得非常沮丧：别做梦了，方小明同学，我自忖，你的存在根本不具备任何重要性，根本不值得半阉先生费心费力搞什么监视，搞什么“移交”，该抓该拿直接大大方方破门而入就是了。这一刻，我耻于我的存在，厌恶与我有关的一切。
第二天，我开始牙疼，腮帮子、脑仁子一股子一股子跳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后来疼得实在厉害，实在凶险，我只医院就诊，窗口戴口罩的小天使告诉我，今天的号早就没有了，我问能不能加一个号，结果被小天使轻巧地奚落了一番。我恼羞成怒，一时搂不住火，跟小天使大吵大闹了一顿，最后医院。他妈的，一切都跟我作对！真真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医院，我一头撞在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希望就此了结。奇怪的是，这气急败坏的一撞，脑门上撞了个大包，牙疼倒突然减轻了不少。我真是一个响当当的贱骨头。
唐音一年又一年，愚上又加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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